真的很感谢大家，所有的祝福我们都心领了，也转达给了红豆。现在我最想拯救的人，就是我的妻子红豆。
“曙光”，代表着获救的希望
2020年6月8日，轻生者被劝回来后，王刚抱着他帮其擦拭眼泪。澎湃新闻：你第一次参与救援是什么时候？
王刚：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没有信号，在灾区待了32天没有和家人联系。
我们最先去到的是映秀附近的一个塌方的学校，那所学校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学校崩塌下来，钢筋外露，楼层交叠垮塌在一起。我们在那里干了整整16个小时，听着那些被埋在地下的孩子的声音一个个消失，却没任何办法。
那时我们做的只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利用些撬棍等非常简单的工具协助施救。可以说大部分时间我们完全是凭血肉之躯在跟那些钢筋水泥做斗争。
当时我的手满是伤痕，每天都在崩溃当中，从肉体上的劳累到精神上的打击，很沮丧。能够救到活人的机会非常少，一些受伤的人也是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好不容易救出来的。
澎湃新闻：后面成立曙光救援队，为什么会叫“曙光”呢？
王刚：废墟下的世界是一片黑暗的，而“曙光”，代表着获救的希望。
澎湃新闻：最开始曙光救援队成立的时候有多少队员？条件如何？
王刚：最开始才14名队员。昭通鲁甸地震是曙光救援队成立后的第一起救援任务，当时我们甚至连头盔都配不全，只能去工地上找施工的工人借头盔。
澎湃新闻：曙光救援队发展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王刚：最突出的是资金上的困难，募捐的话，往往30个人里面只能劝成功两到三个人。2016年曙光曾经到了山穷水尽负债累累的地步，那是大型灾害救援比较多的一年，从2015年的8月到2016年的8月，我一年有10个月时间在外面救援救灾，几乎消耗了我所有的社会资源。仍没有办法，我就和妻子商量卖掉了两套房子。
澎湃新闻：当时卖房子的时候有顾虑吗？在内心经历了什么样的斟酌过程？
王刚：有犹豫过，但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实实在在有效果的事情，值得我去付出。
责任，让我不能放弃
2020年2月，厦门曙光救援队在疫情期间开展守护家园专项行动。受访者供图澎湃新闻：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救援任务是怎样的？
王刚：2018年的时候，有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要在厦门海沧大桥上要自杀。那时因为在救援中受伤，我还拄着拐杖。我在桥上面劝了他5个多小时。
在和他对话的过程中，我一边拄着拐杖一边提心吊胆，其实身体精力都已经到极限了。最后，他终于张开双手，让我把他抱回桥面。抱下来以后我就紧紧地抱着他，整个心才踏实下来。
心理危机干预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去给轻生者讲大道理。一个人想选择轻生的时候，他连他的亲人、爱人、朋友都想放弃的时候，他一定听不进去大道理，甚至不会去信任任何人。想让他去信任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感受他的黑暗、寒冷和绝望。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心理危机干预当中我们救援者自身受到的伤害非常大。
澎湃新闻：主要会带来哪些伤害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受到这种伤害的？
王刚：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自从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好起来。有时在特定的环境，甚至在一些很放松的时候，突然就陷入到那种场景当中。我觉得现在是更严重了。因为这些年经历的惨烈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澎湃新闻：在救援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不断地去经历、不断地去重复，应激障碍对你和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刚：睡眠。我一般差不多只睡4个小时左右，而且这4个小时的睡眠对我来说其实已经是蛮困难的了。这几年以来我做心理危机干预，一年做几十起。我的老师一直在劝我不要再做了，他觉得我可能会受到一个不可逆转的伤害。
澎湃新闻：自身饱受PTSD折磨再加上妻子患病，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