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余诗君
1951年，周总理号召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回国，钱三强托人到法国转交杨承宗 3000 美金，让他买一些科研仪器带回来。为了多买些仪器，他把自己的钱也拿出来。
回国时他的行李装满了13只箱子，大部分是科研仪器。买仪器很费周折，把仪器运回国也非常困难。杨承宗请居里先生亲自写信给法国巴黎警局开证明允许行李出关。十几天的海上漂泊到了香港，杨承宗又受到英国海关阻挠，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幸运回国。
“父亲在国外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买了仪器，回国后还要还清妈妈在国内抚养孩子所欠下的债务，家里的生活一度很窘迫。他只好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手表和照相机补贴家用。”儿子杨建家说。
杨承宗子女：做学问与做人，他一生以居里夫人为榜样
用身体挡住射线，眼睛严重受伤
1953年，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需要中子源，刚回国的杨承宗听说协和医院有个美国进口的放射源，可以收集氡气体。但他去了现场发现仪器在解放前就被破坏了，地下室里弥漫着危及生命健康的放射性气体。担心助手没有经验，杨承宗亲自上去，用身体挡住射线，把破损处焊起来。但他的眼睛也因此严重受伤，视力从此开始下降。
1960 年至 1969 年，杨承宗被借调到二机部五所做业务所长，负责核原料铀的冶炼和分析工作。他在负责原子弹铀原料冶炼研制的过程中奋力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他视力下降很厉害，但是他始终坚持着，周围的同事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带病工作。
“两个亿”
“当年工作保密，父亲平常什么也不说。在他 90 多岁的时候，美国人出了一本书叫《现在可以说了》，就是讲原子弹的。我劝爸爸‘你也该讲一讲了，说一下你对五所为什么老是忘不了’。他说‘我是搞放射化学的，五所是国内研究放射化学的主要团队，我就应该属于那里’。我说‘你能不能简要概括一下在五所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外行人能听得懂？’他想了想，说‘可以用三个字形容——两个亿’。”杨家建回忆说。
何为两个亿？杨承宗解释说：“核弹研制最关键的难点就是高纯度的铀怎么提取，这就是五所当时做的主要工作。把铀矿石变成核纯铀，要通过化冶，提纯 1 亿倍。提纯后的铀到底能不能用于制造原子弹，没有人知道，只能通过分析其中各种杂质的含量，精准度达到一亿分之一，拿出科学的依据来证明它。”
实验精准度要求高，然而当时却没有好的仪器，有些实验甚至只能用土法做。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杨承宗带领缺乏技术经验的五所团队攻克了所有技术难关，并提前3个月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杨家建曾问自己的父亲“：原子弹爆炸试验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你怎么能确信五所冶炼出来的铀纯度可靠？可以确保原子弹爆炸中不出差错？”
杨承宗回答说：“我会在每一个参数的实验精确度要求的基础上，再提高一个数量级进行实验。如果还有怀疑，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比如萃取、紫外、红外，甚至是物理的方法等等。通过多种不同原理的方法检测同一个参数，得出同一个结论，这样就证明结果是可信的。”
“父亲一共做了几十个参数，每个参数分别需要几个方法去验证，而且这些方法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大多是第一次。每一个参数的试验过程都可以写成一篇重要的论文。但当时父亲既不能发表，更不能邀功，他一心想的是按时完成任务。
我曾经问父亲：“如果核原料冶炼的任务不能按时完成，怎么办？”父亲回答：“按照科学办事，就能担当。父亲去世前几天曾给我写下几个字‘崇尚科学，美丽人间’。”杨家建说。
杨承宗
我是居里夫人的学生
当时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里，杨承宗为人好、正直，又是居里夫人的学生，大家选举他做留法学生会副总干事。在法的中国留学生聚会庆祝新中国成立时，现场冲进一些国民党右翼分子持械行凶，造成了流血事件。法国大理院审理此案时，亲历现场的杨承宗出庭做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