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杂志创刊主编、新历史合作社创始人唐建光▲
唐建光认为，如果说严复的翻译作品带来了思想层面上的解放，那么林纾的译著则引发了中国人心智上的重大改变。从《巴黎茶花女》到后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作品的翻译，给当时竭尽全力挣脱封建制度束缚的中国人带来了精神上的强烈震撼，也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近代翻译的发展，意味着中国社会在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思想和文学方面的重大变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社长郑庆寰▲
郑庆寰认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创造性”和“历史性”。借助翻译，人类社会不断交流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无，彼此促进。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变革与重大发展，都离不开翻译。
二 当代文学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10月17日下午，第三届译想论坛（2020）译论二——“当代文学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成功举行。诗人、学者兼译者身份的戴潍娜，外国文学编辑、译者兼国际版权经纪人身份的彭伦和兼作家和后浪文学主编身份的朱岳从作者、译者以及出版人等多个视角，共同探讨了当代文学“引进来”和“走出去”之现状和未来。
译论二现场▲
“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文学的必经之路，而文学创作、翻译和出版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位嘉宾拥有多重身份，既产出作品，又出版或译介作品，深入参与文化交流的各个环节。
著有《说部之乱》《蒙着眼睛的旅行者》等多部短篇小说集的朱岳与大家分析了当代文学中成功的“引进来”是如何实现的。朱岳认为，以“甲骨文”为例，当某一类型的作品在国外已经存在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国内市场却存在该领域的空白时，系统性地引入该类型作品，辅之以到位的营销和抓人的装帧，往往便能取得成功。而填补市场空白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
作家和后浪文学主编朱岳▲
同时，朱岳也指出，不同类型作品的引进存在不同的难点。诗歌等文学性更强的作品在网络时代对当今社会有着现实意义，是对文字堕落的反抗，然而，其出版的难度也更大，因而需要注意的是，出版不同类型的作品往往要对更注重作品价值还是市场价值做出选择。
外国文学编辑、译者兼国际版权经纪人彭伦▲
彭伦通过出版 “出版人书系”，为国内引进了许多出版人传记，推介了诸多国外的知名出版人及其做书经验。他向大家分享了国内外出版机制和生态的不同之处。彭伦介绍道，除了体制上的不同外，国外出版行业中文学经纪人的存在越来越普遍，他们能够代表创作者与出版社对接，判断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出版价值，为双方规避风险，同时也能更好地挖掘新人作家，以确保更多的优质原创作品能得到出版。这样的机制对于国内的出版行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诗人、学者、译者戴潍娜▲
代表译著为《天鹅绒监狱》的译者戴潍娜与大家分享了她对国内原创文学的“走出去”的见解。戴潍娜认为，文学作品的“走出去”即文化交流活动，而文明的传播、交融，肯定不是由僵化的事物造就的，而是通过血肉联系完成的。她分享了与国外诗人、作家的交流经验，列举了国内外创作者的生活状态和观念的异同，并且比较了国内外读者对于诗人、诗歌阅读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的不同。“一行诗看似那么无用，但它可能是所有人的避难所。”诗歌存在很大的“走出去”的潜能，却因当今社会整体语言环境呈下沉态势，诗歌本身的翻译难、需要诗人来翻译诗歌，国外对国内作品认知度不够等现实问题面临层层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