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史上看，我国古代的“全国”是某一姓氏的全国，古代的“国”是某一宗族的“国”，和一般庶民的权力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我国古代的“全国”、“国家”和“宗族控制”实质上是一回事。
如西周的“国”是周代皇族的全国、秦朝的“国”是秦始皇的全国、汉朝的“国”是刘邦一家的全国、唐代的“国”是李渊或李世民一家的全国、清朝的“国”是爱新觉罗氏的全国，等等。
在这种社会方式中，全国、国家和皇族利益是一个概念，本质上没有差异。
所以儒家思维向来注重“孝”道，如君臣、父子、臣民。在儒家看来，君臣、父子、臣民的联系和父子的联系很类似;其间既包括等级，又包括情感，这叫“礼”和“仁”的一致。
我国古代当地官又名父母官：当地官既是大众的衣食父母，又是大众的国家威望，两者一起兼备。
依据宗族控制方式，儒家提出的标语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全国。不管处在哪个层次，治国安邦都是某一皇族的分内事，和庶民的权力无关。
我国古代大众又名草民、庶民或臣民，不管怎样称号，臣民及其产业都是皇帝一家的权力，归于私有产业。换言之，一般臣民都是为控制阶层服务的。
孟子说，社会分为两大阶层：一是食人者，二是食于人者;食人者供养他人，食于人者被他人供养。
用马克思的阶层分析言语说，这叫古代的阶层压榨;用现代社会学的话说，这叫社会分工。
从古代社会联系上说，国家的土地、资产以及庶民归于皇帝宗族的私有产业——动产或不动产。这是“家全国”控制方式的根本意义。
从法令上说，国家权力把握在皇帝宗族手里，一般庶民没有独立权力，庶民和皇权的联系是依赞同被依靠的联系。
我国古代有科举取士的方法，意图是从民间拉拢人才，担任管理国家。
其实科举高中的人才本质上是为皇家服务，用现代的话说，叫高档打工仔。
但打工仔不是老板，充其量算是总经理，假如干得好能够升职加薪，假如干欠好会被皇帝卷铺盖。即便像李斯、韩信、魏征、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高档官吏也是打工仔。
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吏没有独立品格，他们的思维知道要服从于皇权，他们和皇权的联系依然是依赞同被依靠的联系。
我国儒家思维能够解说这一点。儒家思维对皇家官吏的根本要求是“怨而不怒”。
所谓“怨”是指对皇帝的做法有观点或有定见，但条件是不能否定皇帝，不然便是犯上作乱。
如古代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都写过包括“抱怨”心情的诗篇，像屈原的《离骚 》、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但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皇权的思维。
“怒”便是否定皇权，是品德意义上的犯上作乱，关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这显然是一种奢华。
至于什么样的人勇于对皇权发怒呢，便是像陈胜、吴广、张角、黄巢那样的农人义师了。《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也归于这种类型的人。
我国古代“家国”不分的思维从晚清今后发生变化，即孙中山提出的“全国为公”理念。
孙中山的思维并非彻底来自西方，而是和我国古代文明有相关。
如“礼记”早就提出“全国为公”的思维，只不过孔子认可西周那样的“家全国”社会，而非逝去的“尧舜禹”时期。
最终，需求指出的是，即便是对方孝孺式的“愚忠”并不拥护的鲁迅，对他仍然是尊重乃至是怜惜的，这一点从他以方孝孺之“迂”来比他最喜欢的青年作家、“左联“五勇士之一的柔石这件事中可见一斑。
总归，家国情怀、爱国主义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优良传统，关于这种传统咱们应当发扬光大，只不过应当依据新年代的要求，除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