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南宋民间武装夺回襄樊
襄樊失守之后，南宋当局大惊失色，考虑到失去襄樊之后，敌军顺流而下可以直抵长江，于是趁着蒙古大队人马还没有进驻襄樊的机会，派遣参谋官别之杰去联络当地的士绅豪杰，以图恢复对襄樊的控制。1236年4月到5月之间，别之杰率领当地的“民丁庄农”收复了守备空虚的襄樊。至此，襄樊两度易手，又回到了南宋的控制之下。
3、又是投降，襄阳再次归于蒙元
1236年10月，襄阳城守将再一次投降蒙元，蒙元委任游显为襄阳府副达鲁花赤。所谓达鲁花赤就是“掌印者”，是对蒙元地方行政长官的称呼。
4、第四度易手——南宋收复襄樊
襄樊再次失守，南宋朝廷慌张了起来。1237年，南宋任命孟琪为新任的京湖安抚制置使，主持收复襄樊的事宜。1238年，部将刘全收复樊城，蒙元军中的部将刘仪发动叛乱，生擒了蒙元任命的襄樊长官游显献给宋军。从此襄樊又重归于南宋版图。
从1235年11月蒙元军队抵达襄樊到1238年宋将刘全收复襄樊，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襄樊之地四次易手，可见当时此地战事非常激烈，从中也可以看出两国政府对襄樊非常重视，志在必得，可是随后的几年里，南宋和蒙元双方却对襄樊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孟琪收复襄樊之后向朝廷上书：“襄樊是朝廷的命脉，如今将士们浴血奋战终于夺回，应该投入钱粮使其恢复元气，并且派遣十万以上的兵丁来驻守。”
但是南宋朝廷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收复襄樊之后，南宋并没有驻重兵防守。而蒙元也没有出兵来攻打，此后的十几年之间，这个双方曾经浴血争夺的兵家必争之地居然变得无人问津了。而之所以会形成这个局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蒙元政局动荡，无暇南顾。
1241年，窝阔台汗去世，皇后乃马真氏摄政。乃马真氏对回回臣子偏听偏信，蒙元内部的政治一片混乱。1246年，贵由汗继位，采取了一些拨乱反正的措施，当时，朝中大臣李祯曾经上书建议：
贵由汗对李祯的回应就是“嘉其言”，虽然他赞扬了李祯的策略，但是却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这就给了南宋巩固襄樊防线的时间。事实上，当时贵由汗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和拔都的斗争之上，蒙元内部的政治形势更加恶化。此后，贵由汗在征讨拔都的路途中去世，海迷失作为接班人继续和拔都争夺汗王的宝座。在这种情况下，蒙元忙于内斗，无暇南顾，自然是不会派遣大军攻打襄樊。
第二、南宋的战略调整
从南宋的角度看来，襄樊之地在蒙宋之间数次易手，城池残破，民生凋敝。想要重新将其建成边境重镇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在没有受到北方的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南宋政府权衡之下没有下血本去进行建设。而孟琪还在武昌建立了南阳书院，以接纳南下逃亡的襄樊士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南宋朝廷无意驻防襄樊。
直到1251年，南宋当局听闻蒙元又意欲南下进占襄樊，时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的李曾伯这才派遣部将高达率军进驻襄樊，以此作为北部屏障，襄樊二城大修数月，重新焕发出生机，再次成为了城高池厚，兵精粮足的坚固堡垒，对之后的蒙宋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此时，距离1238年宋将刘全收复襄樊已经过去13年之久。
襄樊城池修复完毕之后，李曾伯还曾勒石纪功，其文曰：“千万年，屏吾国。”表达了他对襄樊防线的美好期许。直到现在，这道石刻仍然保存在襄阳城西真武山脚下。
南宋和蒙元南北对峙，襄樊即是蒙元南下灭宋的跳板，也是南宋抵御蒙军的咽喉。因此双方对襄樊之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短短三年之内，襄樊四度易手，频繁的战争将襄樊几乎打成一片白地，襄樊的士人和百姓纷纷向南迁徙，最后襄樊民生凋敝，成为鸡肋一般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