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朝则吸取了宋朝的教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武将的兵权，但却不像宋朝一样钳制得滴水不漏：
1. 仿造枢密院制度，建立大都督府，后发展为前后左右中五大都督府，称为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一起执掌兵权，“兵部有出兵之权，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权”，少了一个环节的钳制；
2. 地方军队的统兵权由都指挥使掌握，但战时由皇帝所派的官员或藩王为总兵统领，打完战了再还给地方都指挥使，可是后来边境多事，这些中央官员就逐渐留在了当地，和都指挥使分掌地方军权，虽然后面有文臣、太监负责监军，可毕竟都是一个地方的人，沟通起来也方便，不像宋朝那样，调度个军队还得汇报中央，等枢密院那些文官下令才能调度，效率自然提高不少；
3. 宋、明对兵权的钳制，都很大程度压制住了地方军队的战斗力，可明朝更善变通，在军队战力不行的时候，就逐步将权力下放，让当地将领招募私兵，粮草和军饷则由朝廷提供，比如抗倭时期的戚家军、俞家军，抗金时的李家军等等，可是宋朝对武将过于谨慎，不愿权力下放，除了在靖康之耻时有过岳家军、韩家军爆发过惊人战斗力外，在金兵一退就立刻收回兵权，为此还杀了忠肝义胆的岳飞元帅。
而且宋朝皇帝还很喜欢对前线战事指手画脚，即所谓的“阵图钳制”，像宋太宗赵光义就设立了一个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的“平戎万全阵”，并成为”祖宗家法”，后世帝王不得违背，结果就是出征的武将们被牢牢地钳制在这阵中，绑手束脚，拘泥于形式，战力自然高不到哪去。
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
三、两宋时期对于文官的待遇极高，结果就是养出一大批空口白话论武事的文官，而武人低贱，人皆不愿从武而投文
由于唐、五代的教训，北宋对于文官采取恩养制度，光以一个最低等级的从九品官员来说，只要熬得住，几十年后也可以慢慢熬到宰相，而且还有各种补贴、田地，高级一点的还有食邑分封，毫不夸张地说：宋朝官员的待遇是历朝历代最好的，可能连现在也比不过。
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价为虑，各自勉其治行，给赐过优，使宋朝财政困厄，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对待官员的优待政策，让很多人冲破头都要争取个一官半职，自宋真宗开放科举制度后，更是营造了一条通往发财致富的康庄大道，到了仁宗时期，甚至到了“五人一进士”的程度。
这一点比起明朝那千军万马争先的情况来说，宋朝的官员实在是很容易做，也很有做的价值，虽然这样确实让两宋没了兵事之祸，可随着而来的却是官员机构的臃肿，往往一件小事就得有好几个人共同负责，这也是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的一环，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
毕竟北宋皇帝亲自把官员给养肥、养懒了，要让他们再变瘦、变勤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然会遇到利益受损的文官的抵制，而偏偏赵匡胤又下了“不杀士大夫”的铁规，更让拿钱不做事的士大夫们心安理得，有恃无恐了。所谓“祖宗之法不可违”云云，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要是宋朝有几个像汉武帝、朱元璋、雍正这样的铁血皇帝，或许还能再救一救。
至于明朝，虽然也重用文官，可却不在俸禄上重用，而是在权力上重用，只有你做多了事才能拿到更多的待遇，想着宋朝那样不做事还能拿钱的，不好意思了，回家、流放、下狱三条路自己选吧！这一点也使得那些在地方担任军队指挥的文官们，不得不跨界兼职，要不战事有什么差错，自己随时就是杀身之祸，像明朝中后期最能打的几个武将：袁崇焕、熊廷弼、卢象升等，其实都是文官出身的。
结语
宋明虽然一样都是重文轻武，但宋朝过于严格，而明朝吸收了宋朝的教训，避免了矫枉过正的情况，这是宋朝的不幸，也是明朝的幸运。在两宋时期，做官是一件很舒服的事，相反对国家有死生之地的武将，却成为了一个很难做、很不好做的职位，打仗武官来，黑锅也得他们背，而宋朝又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百姓的出路多了，也就不愿去做那吃力不讨好的武将职位，到最后还发展到了好汉不当差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