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言善道，对应得宜
上文提起过子展在《左传》中的首次登场。襄公八年，楚国子囊率军攻打郑国，郑国的重臣分成了两派：一派想要臣服于楚国，另一派想要等待晋国前来救援。为此，子展和子驷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这段文字说明了处于晋、楚两强之间的郑国，在外交方面的困境，也呈现出郑人在外交决策上悉心算计的情况。原文十分精彩，玲珑不便在此引用太多。
总而述之，玲珑认为子驷的观点是：姑且先臣服于楚国，缓和百姓的困难，等晋国来了，再顺从晋国，等待强大的国家来保护，这就是小国的本分。
然而，子展却不同意。在玲珑眼中，子展的意思是：小国更要看重信用，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信用，待战争到来之时，很快就会灭亡。不仅如此，子展还提出了解决方案：晋国君主贤明、臣子和睦、军队完备，不会丢弃郑国的，没有什么比信用更能依靠的，不如先整治守备、疲惫楚军，再等待晋国的到来。
关于子展与子驷的论说技巧，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玲珑眼中，子驷偏颇、近利，子展正派、远视，但他们的说辞各有博采，都有高明严密的论说技巧。子驷的策略较投机取巧，亦有先求苟安之心态；相较于子驷，子展的外交政策则比较稳健谨慎，他的建议不但符合政治道德规范，也符合郑国的利益。
晋楚争霸
郑国的地理位置十分尴尬，处于晋、楚之间，因此需要善于外交辞令之人从中周旋应对。襄公九年，诸侯攻打郑国，郑人派人求和，由于郑国顺服，各诸侯便在戏地结盟。
晋国的盟书中记载：“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可见大国逼人的气焰，郑国的盟书则先以哀兵姿态，大吐一番苦水，最后说：“不唯有礼与疆可以庇民者是从”，可见子驷想要以楚国压制晋国的势力，子展顺势说出：“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晋国见状，便不再要求修改盟书。
我们都知道，子驷一向偏楚，子展一向亲晋，不过面对咄咄逼人的晋国，两人倒是一唱一和地配合无间，以致强晋终于让步。
除了一般言辞对话之外，子展也常以“赋诗”的方式与人协商或交际。襄公二十七年，宋盟结束，郑伯设享礼招待赵文子，赵文子要求郑七子赋诗明志，子展赋《草虫》，表层意义是称赞赵文子是君子，深层意义则是表达郑国对晋国的不二之心。事实上，子展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体恤百姓、为国图存。子展赋诗的长才，不仅争取了晋人的信任，也赢得了赵文子的赞誉。
《赵氏孤儿》赵文子剧照
襄公二十六年，诸侯讨伐卫国，晋人囚禁了卫侯。同年，齐侯、郑伯为了卫侯之事到了晋国，晋侯设享礼招待他们。晋侯赋《嘉乐》，表示对两位国君的赞美和祝福；国景子作为齐侯的相礼者，赋《蓼萧》，表示晋、郑乃是兄弟之邦；子展作为郑伯的相礼者，赋《缁衣》，希望晋侯能准许齐侯、郑伯的请求——释放卫侯。
然而，晋侯并不想放人，所以叔向便佯装不解。之后，晋侯又列举了卫侯的罪状，国景子赋《辔之柔矣》，希望晋侯宽政以安诸侯；子展赋《将仲子兮》，表示卫侯虽然有过错，但大家都说晋国为臣下囚禁卫侯，人言可畏！最终，晋侯同意放人。
外交赋诗可以运用赋诗的诗章，委婉地表述己意，或请求、或威胁，以间接、暗示的方式进行沟通，此次卫侯能够顺利被释放，子展和国景子的赋诗功不可没。事后，叔向也以“郑七穆，罕氏其后亡也者也，子展俭而一”的评价，高度地肯定了子展能言善道、对应得宜的表现。
熟稔军事，善于谋略
襄公十八年，郑国子孔想要背叛晋国，然后发动楚国的军队来除掉大夫们，楚王闻讯派子庚前去支援，“二子（子展、子西）知子孔之谋，完守入保，子孔不敢会楚师”；次年，子孔执政独断专行，郑国国内人民都很担心，就追究“西宫之难”和“纯门之役”的罪责，子孔知道自己应该抵罪，便带领了甲士保护自己，“二子率国人伐之，杀子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