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其统治者在总结秦代为何会灭亡时，曾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
“秦为虐政，四时行刑”
，就是秦用刑过度，不分时节的执行死刑，滥杀枉杀，致使秦亡。因此，汉初统治者为避免重蹈秦“尚法而亡”的覆辙，在刑法一事上，摒弃了法家之学，推崇黄老之学，
而黄老之学，就要求要求行刑要遵循“时令”
。
《淮南子时则训》载：“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禁奸塞邪，审决狱，平词讼。……孟冬之月，命有司，……断罚刑，杀当罪，阿上乱法者诛”，汉初，汉廷就将颁发政令、修订法令、决狱断罪、斩杀囚犯等国家政治法律活动与自然界的四时寒暑节气联系起来，
其中孟秋（农历七月）是修订法令，审理案件的时间；孟冬（农历十月）是执行死刑的时间
。此时，在汉代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外，一般死刑犯都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以前完成死刑的执行。
那为何汉代也要遵循着先秦时期的传统，以秋冬来作为执行死刑的时间呢？其他季节就不行呢？首先，就是如我们上文所说，因为秋冬是“天地始肃”之时，此时杀气已至，可以“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其次，儒家的影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天下唯一的思想，因此儒家对于行刑时间的看法，自然也就影响着汉代上层的决策。对于儒家而言，其很重视四时节气与社会活动之间的联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说道：
“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
，庆、赏、罚、刑为帝王的四种执政行为，帝王在执行这些行为时要与四季变化相适应，其中秋冬就是适合行刑的时节。
董仲舒认为：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
，大意就是天地间所有的事物都分阴和阳，只有阴阳调和，这世间的一切事物才能正常有序且健康和谐地向前发展。而春夏属阳，秋冬属阴，阳主生，阴主杀，因此若要行刑，则只能是顺应天命，选择在秋冬进行。
由此，就在儒家这种“春生秋杀”的思想下，汉代行刑时间被明确的定在秋季和立冬之后，
以农历九月至十二月四个月为刑杀时间，具体是在九、十、十一、十二这四个月，立春后就不能再行刑
（十二月虽属于冬季，但若立春是发生在十二月，这也是不可以行刑的，《后汉书章帝纪》载：“律十二月立春，不得报囚”）。当然，汉代虽规定死刑犯要在秋冬执行死刑，但是对于涉及到谋逆的重刑犯，汉廷却无需遵守秋冬执行的规矩，而是可以随时执行，《后汉书章帝纪》载：“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
即除非是涉及谋逆的死刑罪犯，其他死刑犯只能在立秋后执行
。
此外，汉廷的行刑除了有着时节上的限制，还规定了死刑的具体执行时间，
即死刑只能在农历九月至十二月的十五日或者十六日之后执行死刑
。其次，在祭祀斋戒的时间内不得执行死刑，即在朝廷祭祀天地、神袛或祖先时，全国上下不能“判署刑杀文书及决罚”犯人。
自汉代后，历代皆遵循“刑杀只能在秋冬进行，立春之后不得刑杀”的规矩。唐、宋律定：从立春到秋分，除犯恶逆以上、奴婢杀主之外，其余罪犯均只能在秋冬执行死刑，并明确规定
“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
。明清规定，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也需在秋季处决。
综上所述，古人之所以要选择秋冬两季执行刑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
遵循天道
，因为在古人看来，春夏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而秋冬是草枯叶落的季节，这是上天制定下来的自然法则，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因此若要执行死刑，则只能是在秋冬进行，在此时进行刑罚，不但能体现出遵循天道的顺从，还能为刑杀罪犯的行为增加了一种天威，好似不是人在施刑而是天要施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