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后，刘武便郁郁而终，“景帝传位梁王”之事也就彻底宣告结束。
而现如今，很多的学者都认为汉景帝要传位于刘武完全就是一句戏言，并非是出自真心的。因为在前154年景帝公开允诺要传位于刘武的时候，景帝正值壮年，且也拥有众多的子嗣，他断然没有要立自己的弟弟为皇嗣的可能性。所以多数学者认为景帝的传位许诺，完全是酒后戏言，是“随意许诺”，更是“口是心非”的。
可是如果我们细细的去梳理汉景帝说出要传位于刘武这整个事件背后的始末，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汉景帝说要传位于刘武绝非是戏言，而是受时局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纵观《史记》、《汉书》等关于汉景帝承诺要传位于刘武时的状态，都将其形容为“从容言曰”，“从容”2字就足以说明当时景帝要传位于梁王刘武绝非是酒后戏言，也并非是受到窦太后的压力而不得已为之。
“从容”这2字就足以看出景帝允诺要传位于梁王刘武时，他完全是处于清醒的状态，他的这项决定也完全是自己的意思。
要知道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时代，所谓君无戏言，君主说的话往往是具有法律的效力，况且当时景帝还是在有窦婴等朝中重臣参与的宴席中说出这个承诺的，这就更是如同圣旨一般。而景帝之所以会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在这样重大的场合公开许诺“千秋万岁後传於王”要让刘武做皇帝，
其目的就是为了拉拢刘武以应对当时复杂的时局。
汉景帝即位之初，内外矛盾十分尖锐，时局更是举步维艰。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自建立汉以来，为了让汉朝江山永固，他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诸侯前往全国各地就藩，借此来拱卫汉朝的中央政府对于天下的统治。同时为了恢复汉朝的国力，汉初诸帝又皆采取“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即皇帝不过多干涉民间的发展，只要百姓不违背律法，他们就可以随心而为，想干嘛就可以干嘛。
而这种“无为而治”的国策在汉朝虽的确是帮助汉大幅度的增加了自身的国力，但是却也存在着极大的弊端，
那就是放任军功集团和诸侯王势力在中央和地方的滋长，
如此就导致汉初分封的诸侯王的实力进入了野蛮式的疯狂增长，如《史记.平准书》就载:“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当时吴国就因汉朝的“无为而治”，从而依靠铸钱富甲天下，实力远超汉中央政府，并最终也借助这等实力行反抗中央政府之事。
可以说自刘邦大封诸侯开始，地方上的诸侯王不但没能成为拱为中央政府的强大力量，反而是逐渐成为了危急汉中央政府对于天下统治的一股最不稳定的地方武装势力。而对于诸侯王对于汉朝统治的危害，虽自文帝开始就有所认识，并也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如文帝就采纳了贾谊
“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
(《资治通鉴.卷十五》)的建议，就是通过削弱淮南国的方式来扩大自己儿子刘武的梁国力量，以此来壮大文帝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
再如文帝还采纳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
即在保持诸侯国所占的地盘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将诸侯王的子孙全部册封为王，从而增加王国的数量，借此来减少单个诸侯国所占的地盘，从而削弱诸侯国的实力，然后借机壮大中央政府的实力。
之后齐文王死后，文帝就依照贾谊的策略，“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与城阳、齐凡七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将齐国一分为七。再后，淮南王被废黜后，文帝又“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史记.孝文本纪》)，将淮阳国一分为三。
不过因文帝对于诸侯国的削弱是一种
“小范围的、较温和的、以分国为主、以亲制疏为的削藩政策”
所以因景帝初期，景帝采取过于激进的削藩行动，也就导致景帝登基之初，汉朝就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此时汉朝面临着内外双重的压迫，内部面临着吴、楚等诸侯王欲图反叛的危机，而外部又面临着北方强敌匈奴的虎视眈眈。因此，此时的汉朝不但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甚至连国家都已是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