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王先成还提醒比上述更加危险的事，他说：“现在各个营寨每天早上出动六七百人，进入深山搜掠百姓财物，天黑时才返回来，守寨竟然如此疏忽。这不过是赖于彭州城内没有能人罢了，万一有足智多谋的人为杨晟出谋划策，让他乘虚出击，事先在彭州城门的里面埋伏下精壮人马，当登上城楼望到我军营寨的士兵外出抢掠走远时，便派出弓弩手，炮手各一百人，攻打营寨的一面，紧随着派五百名役夫士兵，身背柴草土石填满堑壕，垫好道路，然后出动精锐军队奋勇攻打，并且焚烧营寨；又从彭州的另外三面突出奇兵攻击，各个营寨各忙防备抵御，没有功夫相互救援，彭州城内得以增派军队相继杀出，这样一来，我军怎么能不失败呢？”
听完王先成的一席话，王宗侃的脸上露出惊惧的神情，不禁几次移动座椅，问王先成：“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办？”
王先成说，我有七条建议，想以您的名义，分条开列写成文状以便禀告王建，王宗侃当即命王先成提笔起草。文状大意为：“今天所禀告的事，必须要求围攻彭州城的四方营寨共同遵守行动。其一，请求招抚山谷中的百姓；其二，请求禁止各营寨的士兵和子弟，一个也不准出去搜掠百姓，在各营寨的旁边立石碑，七里方圆之内听凭打柴放牧，有敢超越者斩。其三，请求设置招安寨，寨中能容纳下几千人。以安置所招来的百姓。其四，招抚百姓这件事，必须委派一个人总管，为了避免百姓的惊疑，必须有恰当的方法，希望颁下文告，委任我王宗侃专管这件事。其五，请求严格勒令四面营寨的指挥使，把从前掳掠的彭州男女老幼全部集中在营寨的广场上，有父子、兄弟、夫妻自己相互认出的，就让他们相聚，在公文上注明人数，分次送往招安寨，有胆敢私自藏匿一人者当即处斩。其六，请求在招安寨中设置九陇行县，委任从前的南郑县令王丕暂摄九陇行县县令，设置曹局，招抚安顿百姓。从这些百姓中挑选身强力壮的子弟，发给他们文告，让他们自己入山招请其亲戚，百姓知道王司徒严令禁止士兵侵扰抢掠，原来抢去的人也都很平安，他们必定会欢呼雀跃，纷纷下山，如子归母，用不了几天，就会全部从山中出来。其七，彭州的土地适合种麻，这里的百姓在没有进山时将大量的麻沤藏起来，应该要求县令明确告诉百姓，分别回到田间故里，挖出沤藏的麻卖掉，换取资财粮食，这样必定会恢复旧业。”
王建接到文状，大为欢喜，当即命令按文实施，不出三天，老百姓竞相出山，奔赴招安寨。一个多月后，百姓见社会秩序已经安定，便纷纷回到故里，恢复旧业。
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五月，彭州城内由于粮食缺乏，出现了吃人充饥的现象，杨晟败局已定。王先成建议在彭州城外修筑象龙尾一样的登道，连接城上的短墙，王建的军队登上彭州城墙，杨晟在竭力奋战后被杀，彭州城为王建占领。
彭州一役结束后，王先成的人生有了重大的转折，他由一个普通士兵，受到了王宗侃和王建的重视。公元907年，前蜀政权建立后，王先成逐渐进入了前蜀统治集团的中层。约在前蜀永平四年（公元914年）之前，王先成被授予夔州刺使的要职。
唐五代时期，夔州下辖云安、巫山、奉节和大昌四县，其范围相当于今重庆市东北部的云阳、巫山、奉节和巫溪四县。夔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军事要地，“凭高据深，贯水陆之津要”，为“西南四道之咽喉，吴、楚万里之襟带也”（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王建把王先成放在这里担任最高行政长官，掌管政权兵权，想必是寄予了厚望的。
王先成担任夔州刺使后，遇到了一个十分麻烦的敌人，他便是荆南国的高季昌。从夔州的自然形态和历代战争实例来看，在夔州作战，骑兵和车战部队几无用武之地，唯步兵和水师方可施展，且以水师为佳。而高季昌的军事优势恰恰在于他有强大的水师。高季昌与占据巴蜀的王建之间进行了多次较量，王建的几次军事行动没有得到多少便宜。
前蜀永平四年（公元914年），高季昌因为前蜀的夔州、万州、忠州、涪州过去曾隶属荆南，打算用武力夺回，一开始就用水军攻打夔州。当时前蜀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王宗寿镇守忠州，王先成请求他派甲士增援夔州，王宗寿只把穿白布袍的士卒配备给他，面对强敌，王先成只好率领这些白袍士卒迎战高季昌。高季昌放出火船焚烧了前蜀的浮桥，前蜀招讨副使张武架起铁索桥来阻挡高季昌的火船，结果火船无法通过。这时正好遇着风向调转，荆南高季昌的部队被火烧死和淹死的士卒很多，在这次战役中，荆南兵大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