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与耗羡归公配套的养廉银制度也随后推行。
早在北魏时，一位名叫高闾的大臣就曾说，“饥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给禄，则廉者足以无滥，贪者足以劝慕；不给，则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
这大概是最早提出“以酬廉吏”观点的。当然，养廉不能说空话也不能零打碎敲，要有真金白银才能见实效。
按光绪《清会典事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各省总督养廉银在1.3万至2万两，巡抚l万至1.5万两，布政使5千至9千两，知府8百至4千两，知州5百至2千两，知县4百至2千两上下。其他如河道总督6千两，漕运总督1万两，盐运使5千两，都是原俸的几十甚至上百倍。
对于京官，则先后推行“恩俸”和“双俸”制，使其收入增加明显。
需要指明的是，雍正实行官员养廉银制度本身是为了弥补官员在节礼、陋规等方面所失去的灰色收入，其同时也包含了相对合理的办公费用。
乾隆时期曾有人奏请督抚藩臬所奏事件俱用驿站，乾隆对此十分恼火并斥责说：
“督抚藩臬每年廉俸不薄，即遣人寄奏，途间资斧需用无多，而必欲吝此区区，过为计较，尤属见小。”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支出包括聘请幕吏等应由官员自付，只有公务办得妥当并经营得法，剩余的才能纳入私人腰包。
雍正推行的耗羡归公与养廉银制度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清廷在财税行政及官员收入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有两个辅助制度值得注意：
一是耗羡归公时实行“收支两条线”，收入有明细，支出须申报，由此清理了各种陋规及地方“小金库”；
二是实行离任官员审计制，这一设想来自雍正五年河东总督田文镜的奏报：
“请嗣后知府、直隶州、知州离任时，将所辖州县仓库钱粮，照豫省交代例限三个月，令接任官查明结报。如有亏空，知府、知州均为赔给，方许新任。接任官徇情出结，即令分赔。”
这无疑给想贪腐的官员又上了一道紧箍咒。
高薪养廉及其辅助制度固然好，但也不宜否认康熙所提倡的道德力量与因素。
说到底，养廉银不过是手段，为减少贪污、提高各级政府的行政能力而实施的，但对一些人来说，其本性是贪婪的，再多的养廉银也不能满足其无限膨胀的私欲。
再者，任何制度在执行方面都会出现漏洞，如官员的品德素质太坏，再多“养廉银”也难以养廉，再严格的制度最终也制不住贪婪的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