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利就有弊，有得就有失，很难两全其美，关键要与时俱进，权衡利弊。汉初放任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管理政策的负面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显现出来了。一是贫富分化，二是道德滑坡。大家都只是在忙钱。于是“豪强武断于乡曲”，不法分子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更为严重的，汉初分封的诸侯作奸犯科，无视中央法律；全国各地财政状况不平衡，中央也无权调节,所有这些都危害到汉朝的统治秩序。当汉武帝登基，试图进一步改变尾大不掉的局面，导致了汉朝治理制度的第二次大变化。
汉武帝的治理措施包括三个方面，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大领域。一是在政治 制度上完善各项适应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体制。在继续削弱诸侯权力的同时，采取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在中央设立中朝（中尚书），协助皇帝处理各类公文。在地方，将首都以外地区分设为十三部州，派出“刺史”督察各地政府官吏。
汉武帝措施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家收回对于山林川泽的管理权，设立国营企业垄断盐铁等贸易，甚至在财政吃紧的时候扩大征收财产税，奖励举报为逃税而隐瞒财产的行为。其结果是暂时地解决了由于打匈奴、开西域等而导致的财政吃紧问题，却损害了汉朝的经济生态。
汉武帝措施的第三个方面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革新。这一重大举措不仅有加强大一统帝国的现实需求，也回应了自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寻求治理方略的探索。汉武帝时代的儒术，有“儒”有“术”，即既有儒家的君臣大义，又不排斥吸纳诸子（法家、道家、兵家等）在治术上的一家之长。汉宣帝后来说，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可纯粹用儒生治国。可以说是道出了真谛。
以史为鉴：关键要符合“道”
中国历史上很多问题，一定要从“道”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能仅仅从个人利益、或者拘泥规则上来谈。我们在读史的时候，很多问题要从这个角度来读。我在《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上解读了蔺相如和廉颇“将相和”的故事。故事的结尾是廉颇负荆请罪，那么故事的原初是什么呢？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邀请赵惠文王举行渑池峰会，想舒缓与赵国的关系。而上一年的秦赵战争，赵国丢失二城，被斩首三万级，这让赵王心有余悸。是蔺相如与廉颇鼓励并做出各种安排后，赵王才在蔺相如的陪同下赴会的。
按理说是秦有求于赵，赵国应该有所得。秦昭襄王请赵王鼓瑟，蔺相如觉得吃亏了，让秦王击缶。秦王不肯，蔺相如以死相要挟。秦王只得击缶。最后秦王没有占到便宜，赵王也没有失去面子。但仔细分析起来，赵王固然在会盟中没有失去面子，甚至略占上风，但是在外交上则是丢分的。本来秦昭襄王有求于赵国，在秦楚之争中，希望赵国持绥靖态度。从这一点出发，赵国应该有自己的要价或者提出条件，甚至可以考虑与楚国结盟以拒之。现在秦国在外交礼仪场合，虽起初无礼，居高临下，但后来放下身段而给了赵国面子，秦国并没有损失任何东西，赵国就以为自己赢了面子，实际是放弃了自己的战略筹码。
赵王回去以后很是得意，非常感激蔺相如让他没有丢面子，立刻提拔蔺相如为上卿，所以廉颇就不高兴了。这就是“将相和”故事的经过。
其实秦王什么都没丢，就是损失了一张牌，让赵王得到某种虚荣的满足，所以在秦去打楚国的时候，赵王就不管，这正是秦王要达到的目的。
这个故事里面包含了不少道理。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有这种事，博弈的一方故意出了一张牌后，再认输，满足了对方的虚荣心，让对方忽略了可以要价的机会。这是一种具体操作层面的手法，可以出现在诸如外交这样的国之大事上，亦可以作为生活中逗人开怀的日常小伎。术之为用，端看使用者的心态和目的。
再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发掘的南昌海昏侯的墓，墓主就是当年霍光废掉的昌邑王。霍光也因废昌邑王，立汉宣帝，所以终身享受超级功臣的待遇。在他死后两年多，霍家因家族犯罪，满门抄斩，但这丝毫没影响霍光是汉朝首席功臣的地位。
可是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后结果却完全相反。刘裕死后太子即位，但他昏庸得一塌糊涂，所以几个辅政大臣就把他废了；第二个有希望接班的庐陵王随后也被废了，而且还把废掉的老大和老二都杀了，以便给老三腾位子；老三到南京登基并坐稳以后，就把这些辅佐大臣全杀了。同样是废一个立一个，为什么这几个大臣的下场就这么惨呢？其实，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把废掉的皇帝杀了。如果留着，新继位的老三就一定处处要防着他，因为他们才是他王位的对手，而这些功臣是他王位合法性的来源。就像汉宣帝不废霍光，他就是合法的皇帝一样。所以这几个辅佐大臣给新来的国君打扫干净道路，自己反而被干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