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本色，也是他们为政为文的主旋律。苏轼一生秉持家国情怀和民本情结，无论是身处清风朗月的坦途，还是置身凄风冷雨的逆境，他都恪守民胞物与的政治理念和为民请命的价值操守，初心不改、笃志不移，“奋厉有当世志”，把贫庸之辈的苟且活成了诗和远方。
民本是我国古老的道统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观念，民生情怀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价值追求。苏东坡早在回眉山为母守孝时就在《策别兵旅二》中写到：“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恤民、爱民、惠民、富民、敬民深深熔铸在苏轼的民生情怀中，也是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坛塔尖人物的重要标配。当独断而急切的王安石为推行新政排斥异己、剪除政敌时，年轻气盛、匡时救世的苏轼纵笔写下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以犀利观点和恳切言辞陈述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改革主张，并郑重告诫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所受，得自人民拥护。在君权至高无上且来不得半点质疑的封建社会，苏轼发出的民主呼声和民本呐喊有如石破天惊，这是需要非凡胆识和卓拔远见的。
苏轼一生写了大量文章和奏章阐述民本思想、抒发民生情怀，在屡屡上书无果的情况下，又以诗词创作表现百姓疾苦、反映人民诉求。熙宁二年(1069年)，“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苏轼遭到罢黜，携家带眷离开京城先后赶赴杭州、密州、徐州等城市任职，苏轼也自此开始躬行他在科考策论中所提出的“安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君子长者之道也”这一政治理想，不仅在让利百姓、惠泽民众上卓有建树，而且写下了众多传承后世的炫美篇章。
在杭州，苏轼疏浚运河淤泥、建设输水管道、修筑西湖堤坝，写就了《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炳耀青史的著名诗篇，素有人间天堂之誉的杭州与才华盖世的苏轼相结合，实乃上苍对杭州的眷顾、青睐和恩赐；在密州，苏轼抗旱灭蝗、抓捕盗贼、厉行法度，创作了《蝶恋花·密州上元》等脍炙人口的垂世佳作；在徐州，苏轼抗洪护城、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书写了《放鹤亭记》《登云龙山》《黄楼九日作》等经久传颂的千古名篇；在扬州，苏轼重开漕运、废除花会、减免税赋，写下了《西江月·秘堂》《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等影响甚巨的传世经典。
苏轼担任地方官员期间以民为重、顺乎民意、为民争利，一方面劝耕促织、减役丰财，在改善民生上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吟诗作赋、著书立说，为消解民意而走笔放言，初步实现了儒家倡导的“立言立德立功”的“三不朽”人生理想。同时，苏轼也由一个原本高谈阔论的纵横家变成了亲力亲为的实干家。
用生命温暖着生命，生命定然不会寂寞；用时光点亮了时光，时光必将大放异彩，苏轼在当年主政的多个城市留下了显赫政绩和良好口碑，也留给了当地后人绵绵感动和无尽思念。元丰元年（1078）徐州发生严重干旱，身为太守的苏轼曾往郊外石潭求雨，祈雨成功天降甘霖，他又率官衙人员到城东感谢上苍，途经村野看望乡民时为老翁挥笔“道逢醉叟卧黄昏”，为村姑泼墨“旋抹红妆看使君”，苏轼不辞辛劳、风尘仆仆，连续走访多个村庄，连枣花落在衣服上的“簌簌”之声都听得真真切切。
在皇权至上、君为臣纲的封建社会，也只有一个真正体察民生体贴民心的官员，才能写出“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这样细腻而逼真的诗章，才能状绘“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这种百姓安居乐业的具体情状。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到：“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在中国古代文学璀璨的星空中，苏轼无疑是光彩夺目的一颗巨星，他荟萃天地之灵秀、承载人间之精华，成为宋朝文化天幕上最亮丽的风景，其他中国文人在其映衬下大都黯然失色。
作为一代文宗和旷世奇才，苏轼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发展到某种极限的化身和代表，也是一位把诗词文章写在大地上的平民文人的楷模和典范，他豪迈得“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他淡泊得“求田问舍笑豪英，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他用耿直刚正的魂魄涤荡红尘俗世里的浑浊和卑污，用古道热肠的心绪抚慰穷困潦倒的百姓的凄楚和艰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