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史书中的忠义形象在社会上的教化作用
宋季民族矛盾突出，政局混乱，颜真卿的忠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某种政治教化意味，颜书也有了“成教化、助人伦”的色彩，从而得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颜真卿的忠烈品格符合统治阶级意志，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对于颜真卿的评价，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有过不少争论。
《多宝塔碑》局部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颜真卿忠义形象的书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既对其品德和功绩的肯定而带有一定的道德激励色彩，但也对其不能亲自力挽乾坤而感到惋惜。
3.“宋四家”的推崇对其形象的改变
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在唐及五代乃至宋初并没有得到世人的充分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以“宋四家”为代表的宋人用他们特有的书法品评观将颜真卿的书法价值真正揭示出来，并在后人的不断接受和阐发中逐步确立了其一代大家的历史地位。
一方面，从颜真卿的书法本身来看，颜真卿之所以能在“宋四家”眼里从唐代众多的书家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书法上所表现出来的创造精神暗合了“宋四家”的“尚意”思想，即“创新”“己意”“变法”“自然”之类。
另一方面，也与宋人“以人论书”的品评有很大关系，书如其人，所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多宝塔碑》局部
宋代中期，这种以人论书的观点似乎发展得异常迅猛。当时由于欧阳修等人“以直言傥论倡于朝”，朝野上下出现了“中外缙绅以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的局面。这种以忠义、气节相尚的盛况也涉及到了书法领域。
对此，欧阳修更是从书法的角度明确地提醒世人要注重字里行间所体现的道德修养，他曾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颜真卿的书法家形象就很自然地为世人所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