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时期的侍中，入主权力中枢，是隋唐门下省长官侍中权重之始。公元196年，曹操：
“奉迎天子都许。天子拜太祖大将军，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三国志》”
荀彧以侍中守尚书令的职位，既要接近汉献帝，完成曹操控制汉室的使命，又为曹操谋划军国大事，处理日常事务，使曹操征战时而无后顾之忧。荀彧以个人突出的才能使得侍中的重要性得以充分发挥。
在诸侯混战的格局下，作为君主的谋士，侍中离君王很近，为其出谋划策，逐渐成为曹魏官制中必须保留并加强重要性的职位。比如，有一次孙权上书称臣，劝进曹操。侍中陈群就上奏说：“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商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所以，在汉魏交替之际，侍中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
魏国刚建立时：
“以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王璨、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三国志》”
侍中是魏国初建时的显要官职，构成了君权实现方式的关键环节。曹魏一朝，尚书令为首的尚书台逐渐外朝化，侍中、中书监、令一道却逐渐成为中枢决策的重要职位。
一、辅佐君王决策
古代君主在对军国大事采取行动前有一个决策流程，尽管决策结果最后由君王拍板，但交流信息、出谋划策必须有个过程，这就是封建君王的决策流程。在这个过程中，君王经常会选择一些既能参与机要，又没有直接的军政实权，并为其谋划的人物。
曹魏时，侍中始终扮演着为君王谋划的角色。曹丕代汉后：
“帝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乎？今者渡江……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沉吟，未便从命也——《三国志》”
当曹丕对局势犹豫不决时，侍中董昭进言为之分析时局，帮他出主意。
侍中的辅佐带有积极主动性，一是因为侍中常常陪伴君主，与之关系良好；二是因为侍中的本职工作中就有当面提建议的责任。因此，曹魏君臣讨论百官职责与权限时，杜恕上奏称：
“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所陈必达，则群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
如果说辅助君主决策还仅为侍中权力行使的被动行为，那参与政务就是其积极主动的一面，这种职能建构从曹魏立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主要指侍中除了接受君主的询问外，还要主动参与朝廷政务，主动对君主表达对时局的看法。具体表现为侍中不但有上疏权，还有奏议权。
曹魏政治中的奏议指部分官吏有资格主动参与朝廷军国大事的讨论。历史记载，曹丕称帝前夕，百官纷纷上疏劝进，在这中间，侍中辛毗、刘廙、刘晔等都是通过奏议上达天听。曹魏的百官，拥有奏议权的不多，而拥有奏议权的侍中自然就成了皇帝的心腹和依靠力量。
“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汉晋春秋》”
由此可见，侍中已经成了君王危难之际所能仰仗的最后一支力量。
二、制定规章制度
《三国志》记载：
“魏国既建，拜侍中。博闻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
从汉朝末年，到魏国建立，维系封建王朝的礼仪规章制度遭到战争的破坏。同时，曹家从过去名义上的汉臣到自己封王建国，礼仪规章制度需要与时俱进地修订与建设。既能参与机要事务，又属于君王心腹重臣的侍中，理所当然地肩负起重建封建礼仪制度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