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只在一念之间
在道家思想的调和下，儒家可以用于个人修身，法家可以用于治国理乱，二者相辅相成，并不必尖锐对立！
2、法古还是法今
儒家推崇复古，认为三皇五帝时代是最黄金的时代，那时人人有礼，处处讲仁，人与人的关系十分单纯而美好。但是孔子的年代距三皇五帝已有三千余年，很多事迹不可考，不具说服力！于是西周初年的政治成为孔子最理想的治国范式，纵观孔子一身的政治理想，就是想恢复周公旦的礼治。
法家认为当与时俱进，治理国家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制定适宜的法律。如果可以强国，可以不遵守古制；如果可以利民，可以不采用旧礼。与其维护不合时宜的古制旧礼，不如推翻重新制订符合时宜的法律
原始的生活
《商君书》昔者昊英之世，以代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商君深刻剖析了三皇五帝至战国时代的社会变迁历程，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治理方法，只要符合时宜，就是好的方法。后世的情况与前世不一样，不能完全照搬前世的做法。三皇时代，自然资源多，人口少，生产力不发达，因此战争基本没有，人们不争不抢，颇有礼仪。黄帝时代，人口增多，生产力却没有大的发展，因此就有了争斗，黄帝组建军队，征服了炎帝，击败了蚩尤。黄帝治理内部时，采用了刑罚，民众得到很好治理。
黄帝战蚩尤
商君说神农氏主政时，内不用刑，外不用兵，取得了天下。黄帝主政时，内用严刑，外用甲兵，也取得了天下。神农与黄帝功绩一样，但是采用的方法不一样，只是因为他们各自适应了当时的时势！
关于法古还是法今，秦国变法前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大辩论，卫鞅舌战群儒，最终秦孝公一锤定音，要变法强秦。
《商君书.更法第一》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秦孝公说：作为国君要为国家社稷着想，这是国君要做的事。治理国家的方略要说清楚理由，这是主政大臣当做的事。我想变法强秦，移风易俗以教化百姓，但又怕天下人非议我。
卫鞅说：怀疑自己的所思所为，那么就会事不立，功不就，要变法就不要怕世人非议。高明之人，总被世人误解；明智之士，总被百姓指责。国语曾说：蠢人喜欢循规蹈矩，智者可预测将来。不可与人民讨论如何变法，只能与百姓分享变法的成果。郭偃曾说：最高道德跟民俗是不合拍的，要成就伟大功业不可与众人共谋。法律的目的是保护百姓，礼仪的作用是方便百姓行事。所以圣明之人，如果可以强国，可以不遵守古制；如果可以利民，可以不采用旧礼。
《商君书.更法第一》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