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代表甘龙反驳道：我听说圣人治国，不易俗以教民；智者主政，不变法以治国。沿用旧礼治国，可以坐享其成；采用古法治国，官吏熟悉政务而民不生变。现在变法治秦，不按照秦国以前的古法旧制治国，我怕天下人非议国君，希望国君慎重考虑变法事宜。
儒家代表杜挚反驳道：我听说获利不超过一百倍，不可变法治国；效率不提高十倍以上，不可更改工具做事。又听说遵守古法不会出错，沿袭旧礼不会产生邪恶。国君当慎重考虑变法事宜。
卫鞅反驳道：三皇五帝采用不同的方法治国，那么效法那个呢？帝王不断更替，各有各的礼制，那么遵守那位先王的礼制呢？伏羲、神农治国采用说教，不兴诛杀之事；黄帝、尧、舜三帝采用刑罚治国，不采用教化；到了周文王、周武王之时，各自采用了合乎时宜的法律，因具体事情而制定具体礼仪。礼仪、法律应时而生；制度、规章因事而现；兵甲器备，各得其用。所以臣认为：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止一种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完全不必效法古制旧礼。
商鞅舌战群儒
从以上的辩论中可以看出，儒家可以依法施政，但不能与时俱进改变法律。先贤前圣制定了法律，儒家就可以据此施政；如果先贤前圣没有制定相关法律，儒家就拒不改变。法家可以在乱世之中图存求强，儒家可以在和平盛世据法施政，两者皆可成为治国大道，只是要分时间而已！
《道德经》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3、德治还是法治
儒家提倡德治，也就是用道德伦理治理民众，反对严刑竣法。法家提倡法治，不分人是贵是贱，是善是恶，是贤还是不肖，有功还是有过，只要犯了法，一体依法处理。相比较而言，儒家就要人性化得多了：贵人可以法外开恩，善人可适当减刑，贤人可以特赦，有功之人可以将功抵罪。
画地为牢
《商君书.赏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而民知于民务，国无异俗。明赏之犹至于无赏也，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法家主张全国一体用法，法律规定的赏赐、刑罚适用于所有人。国家赏赐不因人而赏，当依法赏赐，这样全国民众才能一心杀敌；刑罚不因人而设，这样才能保证令行禁止。法家认为酷刑的目的是以刑去刑，如果人人守法，那么刑罚就形同虚设！如果有罪之人，因为地位高、曾经做过善事、以前有过功劳、或者有特殊技能就不处罚，或者减轻处罚，那么犯罪的就会越来越多，就是对守法之人的不公平。
执法如山的包拯
儒家认为酷刑过于酷烈，伤人发肤，毁人容颜、断人手足，取人性命，实在是恶政暴政。但是社会复杂，人心多变，并非人人都能修养成君子，也无法保证君子就不作恶犯罪。不惩恶就无法扬善，不杀一就无法儆百，刑罚不酷烈就无法威慑犯罪份子。人们害怕酷刑加身，自然遵纪守法；如果刑罚是让人享福而不是受罪，那么犯罪将无法遏止。
德治陶冶人的情操，用道德规范约束人们，不去犯罪。法治刑治犯人，以伤残其身，损其财富，或者控制其人身自由为手段，惩罚犯罪，威慑想犯罪的人。两者的目的都是维护社会治安，德治是软手段，法治是硬手段，最后的底限由法治来防守。德治劝人为善，效果不佳，只要有名利，人们还是会去违法，只有法治才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最佳手段，德治为辅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