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卡帕回巴黎办事，塔罗独自留在马德里采访。由此，她照片的署名改成了：摄影师塔罗。早已为人所知的“小红狐”终于单飞，和卡帕一样，而且塔罗婀娜的腰身上还多了一件卡帕没有的东西，左轮手枪。
挎着左轮手枪的塔罗，奔走在马德里附近的战场。马德里西边的布伦莱特是她最重要的取景地，敌我双方共有15万人在此绞杀。战况之惨烈，触动了塔罗，她莫名对朋友说：“想起那些极优秀的人在战争中死去，你会产生很荒谬的想法，觉得自己今天还活在世上是不公平的。”说这话时是1937年7月上旬，下旬，塔罗兑现了自己说的话。
7月26日凌晨，塔罗在布伦莱特前线拍摄完毕，搭一辆巡逻车回马德里。与塔罗同行的是泰德·艾伦，白求恩医疗队的政委。不巧，赶上了叛军飞机的轰炸。一辆共和派的坦克，可能是为了躲避飞机的扫射，如失控般猛地撞到了巡逻车。艾伦被甩出了车子，腿部受伤。塔罗没被甩出车子，但身体被挤扁，腹部被撕开，她嘴里喃喃着“我的相机”……
次日，人在巴黎的卡帕随手翻阅《人性报》，里面有一则来自西班牙的简报：法国记者塔罗小姐，在布伦莱特的战斗中被打死。读报人呆若木鸡。
发明“卡帕”的人死了，卡帕的一部分也随着她一同死去。两周闭门绝食之后，卡帕从此嗜酒如命。
酒能让他微笑着面对生活，但世界并未因他的微笑而变得更好。中国之行，武汉沦陷。再度回到西班牙，局势已岌岌可危。卡帕来西班牙的初衷，是为了拍摄共和派的胜利。可笑的是，收入他镜头的却是共和派的失败，不断的失败。卡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组照片，拍摄于1939年1月28日。冬日的寒风中，一排被打败的共和派士兵，在一位宪兵的带领下跨境进入法国，被丢弃的武器装备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绝望。卡帕随着士兵一起离开了西班牙，身后的土地是他心中的一座坟。
三、有人在单向玻璃背后悄悄注视着你
1937年3月，爱伦堡在马德里盖洛德旅馆初次见到海明威，其实是一场偶遇。海明威到盖洛德旅馆真正要见的人，叫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此人的公开身份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苏联顾问，实际职务是内务部驻马德里情报站站长，老大哥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总代理。对奥威尔政治倾向的差评报告、对马统工党领袖安德烈斯·宁执行死刑的命令、对白求恩女友卡莎的间谍调查结论，都由奥尔洛夫签署。当然，上述人等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个人，在单向玻璃背后悄悄注视着他们，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奥尔洛夫对海明威的研究，始于两年前。海明威在《新群众》杂志发表了《谁杀死了老兵》一文，硬汉在文中怒斥美国政府全然不顾劳工死活。更让奥尔洛夫感兴趣的，是海明威在左翼文人圈子里的巨大号召力。就像卡帕所说，海明威能让人不由自主产生模仿的冲动，行文、语气、表情，乃至是口头禅。
奥尔洛夫决心将海明威争取过来，一次难度不逊于策反剑桥五杰的操作。他在盖洛德旅馆约请了海明威，此处实际上是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的俱乐部。一个离战火只有几公里却安然无恙，且永远不缺鱼子酱和伏特加的地方。他们的牵线人是荷兰籍纪录片导演、至死不渝的共产党人尤里斯·伊文思。
此番现身马德里，是内战爆发后，海明威的首度西班牙之行。他要为共和派拍摄纪录片《战火中的西班牙》和《西班牙土地》，伊文思是海明威的合作伙伴，另一位合作伙伴是小说家多斯·帕索斯。
1937年在西班牙的海明威（中）
这是一个奇异的制片组合。海明威一心扑在纪录片的拍摄上，不断跟着共和派部队往前线跑，甚至冲到了两军对垒的无人地带。他与其说是一位记者，不如说是一位兼职采访的老兵。在海明威的战地记者生涯里，他保持了全勤的参战纪录，并在多数战斗中亲手杀过敌人。伊文思则负责开列采访清单，拟定路线，安排交通，保管设备，分配物资，并时不时地提醒海明威：管着点多斯·帕索斯。
多斯·帕索斯是团队里的异数，他对拍摄共和派似乎热情不高，他真正的兴趣是揭开好友罗夫莱斯死亡的真相。罗夫莱斯是西裔美国人，内战爆发时他刚好在马德里，便留下来为共和政府服务，担任共和政府与苏联顾问之间的口译员。1936年秋，罗夫莱斯突遭秘密警察逮捕。年底，他作为“法西斯的探子”被处决。但多斯·帕索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罗夫莱斯是被俄国特工灭口的，他知道太多共和派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