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奥尔洛夫为海明威作了特殊的安排。他亲自在贝尼玛米特秘密营地款待了海明威，并促成了海明威对阿尔凡布拉的探访。在那里，海明威与共产党游击队共度了四天时光，并参加了游击队袭击叛军火车的行动。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即以此为背景。书中，作家对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进行了微调，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炸桥的地点改在了瓜达拉哈拉，时间前移至1937年五月底的一个周末。对对表，脖子中弹的奥威尔那时正在医院里打吗啡镇痛。
对阿尔凡布拉的探访，加深了海明威对奥尔洛夫的信任。两人的下一次见面在1937年11月，盖洛德旅馆举办的十月革命20周年纪念酒会。海明威借着酒劲，热忱讴歌了共和党人和国际纵队。鱼儿快上钩了。但情报人员的本能告诉奥尔洛夫，虽然海明威坚决支持共和政府，拥护共产国际，可他只能算是一个有良知的人道主义者、精力旺盛的户外爱好者。从个性上说，海明威绝对不是一个能派上大用场的间谍。垂钓者奥尔洛夫当时并未收线抬竿。
最终，代表苏联内务部正式招募了海明威的，是长期潜伏美国的老布尔什维克雅各布·戈洛斯。时间大约是1941年初，海明威和新婚妻子格尔霍恩动身来中国前。根据公布的内务部档案，该叫他“阿尔戈同志”。
而盖洛德旅馆的十月革命酒会，是奥尔洛夫与海明威的最后一次见面。斯大林大清洗的浪潮席卷而来，情报机构本身也未能幸免。1938年8月，已经嗅到死亡气息的奥尔洛夫带着家眷逃亡美国。此一去，隐姓埋名15年。
1953年，也就是海明威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一年，美国《生活》杂志开始连载《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书的作者正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逝世了，他曾经的代理人终于现身。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恼羞成怒，下令对奥尔洛夫进行审讯。然而，奥尔洛夫只是表达了对斯大林的不满，却保守了他在欧洲从事情报工作的所有秘密。其中，就包括他与海明威的交往。
卡帕与白求恩，共同见证了阿尔梅里亚附近的惨剧。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两人曾在惨剧现场有过近距离接触。后来，卡帕甚至与白求恩医疗队的政委泰德·艾伦成了朋友。不知为何，卡帕及塔罗为此拍下的无数照片中并没有白求恩的形象。问题不大，两人交集不限于此。1938年，他们又分头来到了中国。只是，他们在中国分属于不同的战场。卡帕拍武汉会战的时候，白求恩正在五台山野战医院讲授血型鉴定。有些宿命，这个O型血的暴脾气加拿大人，却因手术感染而死于败血症。中国人永远记得他。
阿尔梅里亚惨剧当月月底，卡帕及塔罗来到了马德里，住在佛罗里达酒店。在这栋被叛军炮弹炸出几个窟窿的建筑物里，住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美国人，手里拿着他的Logo——装着威士忌的军用水壶。匈牙利小子终于见到了他的偶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两人都给对方留下了完美的初印象，海明威喜欢卡帕的自来熟和幽默感，卡帕则为海明威那种裹挟人心的神奇力量所折服。关键是，卡帕和海明威都不惧战火，愿意深入战壕去报道战况，而不是躲在后方抄袭前线传来的战报。在自传《失焦》里，卡帕记下了这次朝觐：“我们第一次相遇是1937年，在反佛朗哥的西班牙。当时，我是个靠自由投稿混饭吃的摄影师，而他已经是著名作家了。他的诨名是‘老爹’，我很快也认其为父了。”这是伟大友谊的开始，此后几年，“老爹”和卡帕的道路有多次交叉。海明威像树干，卡帕是藤条，前者成了后者精神上的依靠。每当卡帕的内心沉入大海，海明威总能用自带的快活明媚将他打捞上岸。算起来，海明威只比卡帕大14岁。
卡帕
同样是1937年3月，比卡帕初识海明威稍早几天，马德里盖洛德旅馆，苏联作家爱伦堡也见到了他的偶像海明威，而爱伦堡比海明威还要大八岁。与卡帕的印象稍有出入，爱伦堡眼里的海明威是年轻的、精瘦的，以至于10年后当爱伦堡看到相片上那位蓄着花白胡子、身材臃肿的老祖父时，他简直无法相信。
是的，那时候世界都还年轻。年轻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或者错失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