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健
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谎言和仇恨，全都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那些人写小册子反对我们，以及在报纸上辱骂我们的人，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何止数百英里，大多悠闲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来到巴伦西亚的报馆里侃大山。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的战争材料、英雄故事和敌意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从不参加战斗，或战斗一旦打响就狂逃百里的人编造出来的。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一、一场偶尔夹杂着死亡的喜剧
1937年5月20日，毕加索在巴黎格兰·奥古斯丁大街的公寓里画《格尔尼卡》，乔治·奥威尔在韦斯卡前线挨了枪子儿。
那一天黎明破晓，奥威尔在战壕里与等待换岗的哨兵聊天。两人背对着东边，倒霉蛋把脑袋探出了胸墙，他的头部轮廓在朝阳的映衬下清晰地显露出来。突然，一声巨响和一道光亮笼罩了他。奥威尔感觉自己犹如被一道闪电击中，浑身麻木，头晕目眩，而后，膝盖一软，仰面跌倒，就像《格尔尼卡》画面底部手握断剑的士兵。
乔治·奥威尔
奥威尔嘴里吐着血沫，发不出声，但意识尚存。当众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抬上担架时，他迷迷糊糊地听身旁的西班牙人说，在喉咙，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
幸运的是，奥威尔没死。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但放过了他的颈动脉，子弹和动脉之间的距离不到一毫米。在救治他的医生看来，这位伤兵是以被子弹打穿脖子而不死来证明老天的仁慈。枪伤给奥威尔造成的后遗症是，短时期内一侧声带受损和右手食指麻木。6月20日，奥威尔回到巴塞罗那。三天后，他拿着英领馆的旅行文件，告别了西班牙，也告别了西班牙内战。
过去六个月，是一段梦想破灭的旅程。
六个月前，奥威尔准备奔赴西班牙时，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心气。那时，他同第一任妻子艾琳刚刚结婚，在赫特福德郡乡村过着简朴但尚算安稳的生活，纪实作品《通往威冈码头之路》的写作也已经接近尾声。对于终身受结核病困扰的奥威尔来说，如果没有佛朗哥，当务之急是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可是西班牙内战爆发，让他有了赴汤蹈火的冲动。奥威尔想去西班牙，但他不想做煞有介事的观察者或浮光掠影的漫游者，几周之后拍拍屁股走人。他真想去打仗。朴素的动机，令奥威尔比之诗人奥登之流，有了更惹眼的男子汉气概。不过所谓男子汉气概，在奥威尔的朋友、作家亨利·米勒看来，纯属愚蠢的、莽夫式的理想主义。
莽夫最初去找英共总书记哈里·波利特，此人控制着国际纵队里的英国志愿者。但波利特认为他政治不可靠，他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有对左派的不敬之词，遂拒绝了他。莽夫转而求助英国独立工党，独立工党把他派发给了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马统工党）。奥威尔成了马统工党下属民兵组织的一名英籍志愿者，被编入列宁师，花名册上写着：杂货商埃里克·布莱尔，33岁。埃里克·布莱尔是他真实的名字，开杂货铺是他正经的营生。
奥威尔于1936年圣诞节抵达巴塞罗那，带着亨利·米勒送他的皮夹克和仅够应付饭馆跑堂的加泰罗尼亚语。这是一座无政府主义者扮演上帝的城市，看起来既令人吃惊，又无法抗拒。所有的建筑都控制在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屋顶上都插着红旗或红黑双色旗，墙面上的涂鸦是锤子和镰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一座教堂都遭到了破坏，神像都被焚毁。唯一幸存下来的是神圣家族教堂，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极具艺术价值”。
在巴塞罗那，有一种瞬间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幻觉。人们尝试着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一个小小的齿轮。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民兵制服。服务生的脸上没有卑微，他们大胆直视着客人的脸，礼节性套话消失了，“你”代替了“您”、“同志”代替了“先生”。所有的店铺均被收归集体所有，而妓女被逼娼为良。
因战争而导致的物资匮乏和食物短缺，也始终困扰着巴塞罗那。未来的西德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维利·勃兰特比奥威尔晚45天来到巴塞罗那，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家北欧报纸的战地记者。勃兰特用一种调侃的语调评价眼前的亢奋与贫乏：“你很快就会习惯几乎没有东西可吃，拿红葡萄酒聊以充饥，顶多吃一些橄榄；你很快也会发现，付小费和拍手叫侍者是不礼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