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下的士兵》
《看到了》杂志刊发这张经典照片时，卡帕并不知晓，他甚至不知道那位牺牲战士的名字。照片也不是卡帕本人冲洗的，他将胶卷直接送回了巴黎。随后，他又在西班牙逗留了三个月，于1936年12月初回到法国。到了巴黎，卡帕才知道塔罗为他精心杜撰出的名字份量有多重，他的头衔“摄影师”前面无可挽回地加上了“著名”二字。
卡帕生活的宁静被两个因素打破：《倒下的士兵》带来的名声，以及非议。有人质疑照片的真假，认为《倒下的士兵》是摆拍照。卡帕是导演，波莱尔是演员。也有人探讨照片背后的伦理，认为《倒下的士兵》是在消费一个人的痛苦和死亡。卡帕是猎手，波莱尔是猎物。
最大的争议则是关于拍摄者，究竟谁拍下了《倒下的士兵》，卡帕还是卡帕的女友塔罗？如果说卡帕始终尾随着战火，那么塔罗就始终尾随着卡帕。至少，在两人的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时如此。更重要的是，在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期间，塔罗拍的照片都没有署名，要么就是用卡帕的名字。在署名卡帕的照片中，究竟有哪些是塔罗按下的快门？没人说得清楚。
第二次西班牙之行，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人拍摄的部分照片采用了古怪的署名方式：卡帕及塔罗。那是1937年春天，奥威尔正在韦斯卡前线战壕里驱赶老鼠。但这一次卡帕及塔罗没去韦斯卡，他们去的还是安达卢西亚。在阿尔梅里亚，卡帕亲眼目睹了一起针对平民的暴行。
那时佛朗哥叛军围攻马拉加，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城市。他们沿着海岸的道路，徒步前往共和派控制的阿尔梅里亚。数以百计的人，因饥饿和劳累倒在了路旁。携家带口的成年人，恳求路过的卡车司机捎带上他们的孩子，虽然他们知道此一别恐是永诀。3月初的某一天，卡帕正在拍摄撤退的难民。忽然叛军飞机来袭，它们在难民队伍上空来回往返、俯冲扫射，弹痕在地面上画出了别致的线条，最终线条涂满了难民行经的道路。烟尘散去，尸横遍野。
卡帕在惊魂未定的人群中穿梭时，一个加拿大人正对着飞机离去的方向骂Fuck。他那辆流动输血车里贮存的血液，根本不足以救助如此之多的伤者，而且前方还有大批伤兵等着手术。这个加拿大人叫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共产国际医疗队的成员。不久后，他将受瑞典女友卡莎间谍嫌疑的牵连，被迫离开西班牙。
隐身美国的15年里，奥尔洛夫应该还是那个站在单向玻璃背后的人。此时的他，不属于任何组织，也不肩负任何使命，他在进行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偷窥。对于海明威的一举一动，他更是洞若观火。1940年，海明威新作《丧钟为谁而鸣》出版。在这本被伊文思批为“退回原来非政治视角”的小说中，有个人物叫伐洛夫，他的原型就是奥尔洛夫。海明威并不知道，奥尔洛夫在悄悄地看着他，也在悄悄地看着他写的书。
《丧钟为谁而鸣》
奥尔洛夫的失踪，并不影响海明威为西班牙而战。拿海明威自己的话说，他“如此气急败坏地充满正义感”。可他的热情，无法阻止共和派在战场上的颓势。1938年10月，国际纵队解散，外国志愿兵将各奔东西。在巴萨罗娜举行的送别游行上，“热情之花”多洛雷丝·伊巴露丽发表了不负她绰号的演说：你们可以骄傲地踏上征程！你们是传奇！
与此同时，海明威却在瓦伦西亚的旅馆里失声痛哭。他知道，那些因正义感而来西班牙参战的家伙，将奔赴更凶险的前程。事实如此。来自英美的志愿者可以回家，但会因左翼倾向而受政府怀疑；来自苏联的志愿者也可以回家，但许多人回家后死于大清洗；而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志愿者，无家可归。
国际纵队解散不久，海明威最后一次离开了西班牙。此后，他在基韦斯特那栋西班牙风格的小楼里，守望着西班牙共和国走向末日，满心悲怆。《丧钟为谁而鸣》开始动笔：谁都不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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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奥威尔是一座孤岛。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与介入其中的左翼文人接触不多，与海明威、卡帕等人没见过面。他扮演了一个局外人的角色，他甚至是自己的旁观者。超然视角，使得奥威尔能从高亢话语中看到危险的细节，看到意志因过于强大而强加于人的倾向。由此形成的不安和恐惧，缠绕了他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