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在夹缝中求生，其性格特征是柔性的——委曲求全，蜇伏待机。
刘备被后世美化成一代仁君、德义的楷模，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并不一定这么完美。《三国志》开篇记载他虽以“贩履织席为业”，但“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颇附之”，一副浪荡纨绔子弟的形象。陈寿评价，“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我认为，刘备有高祖之风而无高祖之能，有高祖之器而无高祖之识。刘备的一生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以颠沛流离开局，以惨败夷陵、白帝城托孤结尾。
其人生轨迹可用三句话归纳：
一是韬光养晦——紧咬一个“忍”字。《三国志》记载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这既说明刘备城府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他是个理性、克制、坚忍的人。刘备的一生是比较曲折的，他奔公孙，从吕布，依曹操，投袁绍，附刘表，结孙权，四处寄人篱下，颇有点“丧家犬”的味道。入主益州前，刘备属于乱世夹缝之中的弱势群体，其自保之术只能是和光同尘、韬光养晦、以曲求伸。刘备与袁术对峙的关键时刻，吕布偷袭下邳，虏其妻子，刘备只能忍气吞声，“求和于吕布”。《吴历》记载，刘备为了防备曹操迫害，“时闭门，将人种芜菁”;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他瞒天过海，假装惊失匕箸。寄身荆州时，他建议趁曹操北征乌桓时乘虚进攻许都，刘表不采纳，他也无可奈何，不再强求。刘备早期这种类似“寄生虫”的经历，一定程度上使他的忧患意识异于常人，坚忍之术也异于常人，甚至还带有一点怯惧的味道。诸葛亮说他“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每次进到夫人的房间都“衷心常凛凛”，真可谓是忧惧到家、坚忍到家了。
二是见机而作——苦等一个“时”字。刘备的韬光养晦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暗中使劲、徐图自强。无论处境如何艰难，他都不堕青云之志，一直帝室之胄为标榜，以匡扶汉室为己任，成语“髀肉复生”就是刘备对老之将至、功业不建的感叹。在公孙瓒手下，他不失时机拉拢赵云;在曹操手下，又与董承密谋诛杀曹操;在袁绍手下也不安心，“阴欲离绍”;在刘表手下，多方交接荆州豪杰，以至于“表疑其心，阴御之”;在刘璋手下，刘备更是无所忌惮，“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取刘璋而代之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待到时机成熟，便寻找借口，进围成都。所以，刘备的韬光养晦，是为了等待时机，只要历史机遇来了，他就会象“救命稻草”一样牢牢抓住不放，趁势而上，一飞冲天。对此，有些独具慧眼的人洞若观火：周瑜提醒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程昱和郭嘉反复建议曹操杀刘备，尤其是程昱，《三国志》记载了他给曹操的建议，“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在曹操派刘备、朱灵率军拦击袁术的时候，这两位谋臣极力劝说“刘备不可纵”。可是为时以晚，刘备从此如蛟龙入海，一生以曹操为敌。
三是收揽人心——力行一个“德”字。刘备的名言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临终给儿子刘禅的遗言是“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的仁厚、义气，在《三国演义》中被大书特书、极力渲染，正史上也有多处记载。《三国志》和《魏书》都讲了刘备作平原相时，郡民刘平派刺客杀他的事，最终“客不忍刺，语之而去”。最能体现其仁义的，是赤壁之战前刘备的“两个不忍心”：一是诸葛亮劝刘备乘刘表之丧攻襄阳、取荆州时，刘备说“吾不忍也”，没有采纳;二是荆州父老十余万众随刘备转移，刘备不忍遗弃，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但是，刘备不是一味恪守仁义的腐儒，而是个政治家，所谓的“仁义”，也只是他收拾人心、壮大队伍的政治宣言，一旦危及到根本利益的时候，“仁义”也可以抛之脑后——曹军急速追击到近前的时候，刘备照样舍弃十万荆州父老而去，仓皇逃命。《九州春秋》记载，庞统劝刘备取益州时，他先是大言炎炎：“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当庞统再进一步劝说“今日不取，终为人利”之后，他立即撕下仁义道德的面具，反攻刘璋，直逼成都。一路捷报频传，刘备高兴之极，“于涪大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这时，连建议夺取益州的主谋庞统都看不下去了，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此时的刘备哪有半点仁义君子的风范与作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