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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公论，君主集权制发展到明朝已经趋于完善。皇权高度集中，就连存续两千多年的丞相制也被废除。但讽刺的是，也正是皇权近乎无限大的明代，在刷新皇帝怠政历史记录的同时，也催生了后世“虚君”与“民主”的标志——内阁。
这种极不科学的怪象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需要好好了解一下明代政治体制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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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大祀天地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在最初朱元璋构建帝国框架时，很多方面借鉴承袭了元朝的经验，比如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机构，这三个机构被称为“三大府”。
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说法，这三大机构各有分工，总理天下政务，大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管风纪，而中书省则为“政之本”，显而易见，都督府和御史台的地位低于中书省。
“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白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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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书省在地方也设立行中书省，总览地方军政，甚至连地方卫所都受其管辖。
如此以来，洪武朝前期构建出一套皇帝——中书省——行省——府县垂直管理的政治体系，皇帝是下令者，中书省是执行者“发号司令，责任中书”。
垂直领导的好处显而易见，由于每一级都拥有相对的权力空间，在治国理民的过程当中也更容易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正确决策，提升行政效率，可以说是现代国家政体的初级形态。但这种好处对于皇帝来说，却是最大的坏处，因为把相当一部分权力让渡给中书省及地方，容易造成上下蒙蔽，大臣专权陆续的隐患，这是最不能忍受的。
所以一俟天下大定，朱元璋便开始着手进行收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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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同时把地方上对接御史台的提刑按察司，对接大都督府的都指挥使司拔高到与承宣布政使司平级的地位，在地方上确立三司并立的局面。
洪武十年七月，朱元璋在中书省之外，又另设通政司，这是一个全新的部门，主要职责是收受天下奏疏，转达下情，等于说是越过中书省，另辟一条皇帝直接与地方对话的渠道。朱元璋在颁给首任通政使曾秉正的谕旨里把通政司的“政”比喻为水，通政司的作用就是疏通水道，使其无阻塞之患。
“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无壅遏之患”——《明太祖实录》
在这道谕旨里，朱元璋把中书省暗喻为阻塞政令畅通的祸患，因为按照之前的规矩，中书省为“政之本”，天下事务先通过中书省再进呈御览，也就是说，皇帝所看到的都是二手消息，这对于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所以在通政司成立三个月后，朱元璋下令“诸司奏事毋关白中书省”。
短短十个字，却字字诛心，公开剥夺中书省最核心的权力，等于公然向存在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宣战。洪武十三年新春正月，朱元璋兴起胡惟庸案，在短短十天之内完成杀胡惟庸、废中书省、权分六部的壮举。
至此，君主集权制达到巅峰，皇帝真正做到了言出法随，乾纲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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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后，更是在《皇明祖训》首章严正声明不许复立丞相，“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这无异于是在“丞相制”的棺材板上再钉上钉子。
乾纲独断固然能满足权力欲，但天下庶务由一个人来处理也明显不大现实，下面我们来看看朱元璋的工作时间。
“每至日鼎,食不逞暇,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
每天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哪怕朱元璋堪称皇帝中的“劳模”，也有点吃不消。所以陆续设立四辅官，殿阁大学士，让他们当自己的秘书和参谋，辅导自己处理政务。但四辅官不久就被裁撤，殿阁大学士也属于咨询性质，终洪武一朝，皇帝也没有让渡权力给六部之外的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