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作为一种地方割据势力的形式，是长期活跃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我们目前认定地“土司制度”以《明史》和《清史稿》中所记载为准的，一般指的是湖广黔滇的地方势力，即史料中记载的湘鄂西土司。
其实，土司势力的滥觞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如汉成帝时所提到的“夜郎自大”中的夜郎国，实际上就是西南土司。到了后晋天福五年，溪州立铜柱，其铭文明确记载：“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其地域更是“西接牂牁两林，南抵桂林象郡，东北控澧朗，方数千里。”
从以上可以推测，最迟在九世纪，土司便完全崛起于湘西，在唐元和元年“高崇文讨平刘之乱”，田氏已经坐大，故而才有了“田氏为土司自唐始”一说。直至清雍正五年“改土归流”的成功，土司制度历时近千年，皆是一脉相承，未曾动摇，这作为一种地方割据势力，简直是难以想象之事，它是如何做到在王朝范围内生存发展壮大的，又是如何延绵不绝的呢？
“臣服”是土司能够千年延续的最重要法宝。
元朝之前，历朝历代皆以“西北二边为意，而鲜复留意南方”，在北方倾尽全力的汉王朝根本没有精力对发起征伐。就拿秦始皇来说，对西南用兵数次，虽有成果，但效果不明显，徒费国力，所以后来的王朝“自后五溪郡县弃而不问”。到了宋朝，对南方的开发力度加大，荆湖之西南的土司被宋朝拿下，但是没出一年“荆湖两路为之空竭”，只好在关键城池，驻扎少数兵马实行军屯，与土司势力操持着“毋驰防闲，毋袭科扰”的动态平衡。而土司们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臣服”而已。
历朝历代的土司深知中原王朝的“顺昌逆亡”是基本国策，他们作为割据势力更能深刻地体会这一点，于是对朝廷积极称臣，频频朝贡，极尽温顺之能事，故而历代王朝对其并没有实行直接统治。
明清时期是对土司的态度则不是之前的“弃而不问”，而是改为“恩威并施”。从明朝起，国家强制性将土司并入军事系统，并设立可卫所，以兼制各土司。如洪武三十一年设立的永宁卫，明确指出目的在于“控制容美、桑植、永顺、保靖诸司”。在中原王朝强有力的控制下，土司成为“奔走惟命”的兵源地。
同时，土司们为了发展壮大，不得不借助王朝的力量，与湖广黔桂的苗族、瑶族进行战斗，扩大统治地盘。所以这才有了沐英常驻云南之举，其目的就是为了平衡土司，防止割据势力坐大。
土司们的俯首帖耳让明清王朝的帝王们看到其不足为患，反而却大有用处，于是帝王们不仅没有触动土司们的领地人口，反而在保障其应有权利方面起到重大作用。所以尽管在康熙帝时期，清朝就可以将土司们“改土归流”，然而统治者们依然以“蛮性难驯，不谙土俗”的名义予以否决。
所以从中原王朝来看，可以借助对方实力，因势利导，可以平叛，可以巩固边防，因而任由土司长期存在。而从土司方面来看，恭顺迎合，求生存，求发展，必须要依靠中原王朝，这就形成一种互相利用的微妙关系，使得土司制度可以长期存在并发展。
“土司”们的内部经营是土司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内因。
土司们顺应中原王朝的政策，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信任是其生存发展的外因的话，那么土司们传承有序，千年不变更多的是基于其内部的有效运营。
在还没有完全进入封建社会的土司中，其内部的稳定和生存的基础主要取决于其军事实力，同时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也是有效保障稳定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