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轫于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4年）的巫蛊之祸，使曾经煊赫无比的卫氏一族遭受了沉痛的打击，正如《汉书·外戚传》所说——“卫氏悉灭”。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的庶子，还是在巫蛊之祸中存活了下来，这一支属在西汉末年受封关内侯，也算是卫氏复家之后的残阳余晖。大司马大将军的外甥，也就是汉武帝的亲生儿子卫太子刘据，成了巫蛊之祸中最为悲惨的受害者。卫太子的母亲，孝武思皇后卫子夫，与儿子刘据共赴黄泉。卫皇后的爱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皇后的姐夫公孙贺、外甥公孙敬声，也未能在这场诡异的风波中身免。
影视剧《汉武大帝》中，陈宝国所饰演的晚年喜怒无常的汉武帝
巫蛊之祸过后，汉武帝清洗了在祸乱中构陷太子之人，和对太子刀杖相向之人。其中有一位任职京畿北军的使者护军叫做任安，在卫太子欲反击构陷自己的势力而调动北军时，任安回避了太子的调遣。武帝将任安视为坐观成败的怀诈老吏，任安也因此下狱论死。至于任安是否怀诈伪忠，早已不是历史的一道主题。任安或许未曾想过，自己作为一名军吏，最终竟惨遭横死；而任安的名声，却是通过好友司马迁的回信，才为后世所熟记。
任安，字少卿。司马迁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因此也叫《报任少卿书》。至少在太史公的笔下，任安绝非奸诈老吏，面对太子不合法的调兵举动，和汉武帝晚年愈发乖张的处事手段，恐怕任安发兵是个死，不发兵也是个死。司马迁对自己这位好友，还是有敬意的。当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结束之后，大司马骠骑将军所受的宠幸，已经远超大司马大将军。彼时，卫青府上的舍人，纷纷改投到霍去病门下。只有这位任安，没有因为富贵的诱惑而转投他人。
著有《太史公书》（《史记》）的司马迁
今人所熟知的司马迁，更多是因为不朽的史家绝唱《太史公书》，又称《史记》。司马迁子承父业，传续了父亲司马谈太史令的职位。当时的史官，还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工作者，具备着天文历法和五德始终等形上学问的司马迁，是一位能力出众的全才。但司马迁毕竟不是天子近臣，即便任安与司马迁交厚，司马迁也无权向武帝推荐自己的好友。不过，正是命运的捉弄，司马迁终于成为了天子身边的一位近臣，授职中书令。这时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完备的文官考选制度，中书令也并非日后的三省六部那么显赫。确切来说，武帝以司马迁为中书令，一则是信任其才学，更因为此刻的司马迁已经遭受了腐刑之厄。
任安写给司马迁的信，其实是一封求救信，因为任安已经被武帝所下狱。不久，狱中的任安收到了司马迁的回信，也就是《报任安书》。在信中，司马迁直言自己没能为任安做辩护。作为一个根身残缺之人，司马迁将这封书信，作为自陈人生信念的绝笔。司马迁颇为激烈地陈说了自己在天汉二年（前99年）为李陵争辩的经过，这次辩护也是直接导致司马迁下蚕室受腐刑的原因。现在的司马迁，只希望拿自己的全部余生来书写《史记》。李陵事件的因言获罪，使司马迁在《史记》未完成之前，不能再次承受生命不堪忍受之重的风险，任安既然视司马迁为知己，最后也只能等待一个重于泰山的死法，而不是在狱中忍辱失颜。
在京剧《金沙滩》中，杜撰了杨业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故事，李陵在剧中成了未登场的反面角色
《汉书·司马迁传》全部引述了《报任安书》。任安，最终被武帝处死；在这封回信之后，《汉书》关于司马迁的记述，也直接过渡到了太史公死后。作为一个见识过武帝决绝独断的人，司马迁深知任安的结局不会美妙，巫蛊之祸中任安这样级别的人物，其生死根本无法牵动帝国权力中枢的运作。与任安同样被无常的命运所碾碎的，还有一个叫李禹的武者，此人深受卫太子的宠爱，随着巫蛊之祸的到来，李禹被武帝下狱处死。而处死的李禹的理由，乃是因为绣衣使者莫须有的告发，说李禹要投奔他在匈奴的堂兄弟李陵。这位李陵，正是司马迁为之辩护的汉朝将军。李禹、李陵还有一个身份，他们都是陇西李氏的子孙，更是汉之飞将军李广的亲孙。李禹、李陵承袭了李广的勇武，却也被令人窒息的朝堂政治，碾压得粉身碎骨。从李广到李陵、李禹，李氏祖孙三代先后侍奉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而李广更是从文帝朝就开始投身行伍的老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