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琼著《韩诗章句》十几万字，却从不教给儿子们，这本《韩诗章句》中可能也有不少大逆不道之言，不传儿子们是为了保护他们，以免肇祸。
谯周作《仇国论》乃亡国论
杜琼谶纬之术没有传儿子，谯周却受他启发，触类旁通。
谯周认为，“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这话的意思是，刘备的备，是具有或完备的意思，说明刘备有帝位；而刘禅的禅，是禅让、授予他人的意思，说明刘禅的帝位终究要被取代。
向充也曾听闻谯周之言，认为刘氏天下“当授与人”。可见谯周的亡国论在蜀汉士人之间产生了很大影响。
据《三国志·杜琼传》载：景耀五年（蜀亡前一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曹”有“众”的意思，“魏”有“大”的意思，众而大，天下之人都会归于曹魏。“备”有“具”的意思，“禅”有“授”的意思，具而授，刘备有天下，而刘禅转授他人，这国要完了。
清代学者钱振锽怒评：“妖言惑众，其罪死；劝降，又其小者。”谯周这话妖言惑众，是大罪死罪，后来劝阿斗降魏只算是小罪。
谯周之恶就恶在不知道匡正主上，缠斗阉宦，反而散播谣言，滋生不安。不等魏兵来犯，早就在朝堂上力争主和，在儒林中议论魏必代汉。
谯周曾与尚书令陈祗在朝堂上争论主和还是主战，退而作《仇国论》。
《仇国论》中虚构了一个小国因余之国和一个大国肇建之国，看国名就知道蜀汉承接东汉之末余，是因余之国，大魏则是曹氏新创的国家，是肇建之国。因余之国的贤卿向智者伏愚子讨问以弱胜强之术。
文章认为三国鼎立与秦末楚汉之争不同，不能一鼓作气消灭对方，而如同七雄争霸，应当学习周文王和勾践，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大国在和平时代容易懈怠生乱，小国常怀忧惧则总是勤修善政，所以能以少取多，以弱毙强。
谯周的《仇国论》是想让小国蜀汉不要穷兵黩武，但坐等大魏自毙的思路也是清奇。大国处和平之世确实容易懈怠内乱，按《仇国论》的策略，就像东吴一样，东吴国小，朝野上下可曾勤修善政？熬到了大魏自我灭亡，最后还是被晋统一了。
《仇国论》历来受到儒家正统强烈批判，被认为是投降主义论调，确实属于亡国之论。
读史观谯周之言行，在朝不能尽忠，亡国不能死社稷，终日妖言惑众，唯恐国不早亡。可叹，这位诸葛丞相病逝五丈原时奔丧第一人，却屡发亡国之音。
妖言有罪，乞降有功
谯周是投降派领袖，是就他的妖言惑众、散布投降情绪而言，是就他本有降魏亡汉之心意而言，而不是后来的乞降行为。
景耀六年（263年）冬，邓艾攻克江油、绵竹，长驱直入，蜀汉君臣是降是战还是逃，争论不休，有说奔东吴臣服友邦的，有说奔南中负隅顽抗的，当然也有殉国死社稷的。
这时谯周站出来力争降魏，也是他一贯投降心态的结果，但确实是最务实的选择，即便后主退守南中，也恐怕不能免祸。《谯周传》中记载了他陈述宜早投降的四点理由，不得不说，“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而后世学者孙盛、孙绰、何焯等都激烈批评谯周的投降之策，认为君臣应共殉社稷（蜀汉确实是三国中殉国者最多），岂可偷生求荣，这又未免太过了。
大兵压境，谯周劝降，确实是最优的选择，我虽然称他为蜀汉投降派领袖，但最后的乞降倒是不算卖国行为，反而有保全蜀地之功。可即便如此，蜀汉最后还是免不了遭受“钟会之乱”。
蜀汉存在本土豪强大族与外来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谯周作为本土利益代表，最大考虑的是保全蜀地，但与屡发亡国之论、卖国投敌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