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奏，甚嘉纳之。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译文】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审慎。要根据一个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职，务必精减官员人数。所以《尚书》说：‘只选取贤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同时《尚书》还说：‘官员不在多，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任用了好官，尽管人数不多也可以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说不根据才能选择官员，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充饥一样。《诗经》有句话：‘参谋的人如果多了，决策的时候反而不知所从。’孔子说：‘官员不处理政务，官吏怎么会得到精简呢？’孔子还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毛。’这些至理名言都载入史册，数不胜数。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确定官员的人数。”房玄龄等人于是拟定出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数额，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谁有音乐、杂艺等一技之长，超过一般人的，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授予他们官职。从而让他们和朝廷的栋梁之才并肩而站，同桌而食，致使绅士、大夫引以为耻。”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广开耳目，求访贤能之人。听说你们每天要处理几百件诉讼，这样整天阅读公文都来不及，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冤案被延误应该奏请皇上这样的大事，才交给仆射处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夜里总想着民间的事情，有时到半夜还睡不着，就是担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抚百姓。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着躺下都可看看，他们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也都记在他们的名下。我住在深宫之中，看不到也听不到远处，所依靠的就是都督、刺史。这些地方长官实在是关系到国家的太平和动乱，特别需要选择得力的人。”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天下太平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你不向我推荐贤才，那我又能向谁询问呢？”封德彝回答说：“下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出类拔萃的俊杰。”唐太宗说：“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从众多的人才中选拔杰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哪里像商代的国君武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周文王占卜找到了将要辅佐他的姜太公，然后才开始治理国家呢？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是被遗漏不被发现罢了。”封德彝听后，惭愧地退了下去。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我发现吏部选择官员，只看他文才是否出众，而不看他的道德品行。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露，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处罚，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伤害。那么，如何才能够选拔到优秀的官员呢？”杜如晦说：“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他们的美德闻名乡里，成为众人的楷模，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最后才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拔人才出众而著称。现在每年所选的人才，多达数千人，这些人外表谨慎忠厚、言语巧加掩饰，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们。吏部只能做到授予他们品级和职位而已。选补官员的规章制度，实在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于是打算依照两汉时的法令，改由各州郡推荐人才，但因为功臣等人将实行世袭封官授爵制，这件事就停止了。
朝廷想要提携忠正善良的大臣，贬斥不贤之臣，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落实呢？是因为只说不做。表面上是行公道，实际上行为不端。这样，是与非互相矛盾，好与恶相互攻击。自己喜欢的人即使有罪，也不会受到处罚，自己不喜欢的人即使清白无辜，总会有罪名上身。这就是喜欢他就会使他存活，憎恨他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或者因为小小的过失而忘记巨大的功劳，因小小的缺点而忽略良好的品行，所以君主不可以奖赏无功之人，君主的刑罚不可以漏掉有罪的人。奖赏不能勉劢大家为善，惩罚不能禁止一些人作恶。既然这样，我们希望达到邪正分明，怎么去加以实现呢？如果赏赐时不忘被疏远的臣子，处罚时不庇护亲近的人，做到公平仁义，实事求是，那么邪恶就会无处藏身，善恶自然泾渭分明。崇尚质实，不慕虚华，观察官员是否仁厚，不到一个月就会清清楚楚。那些不诚实的臣子，他们的大公无私只表现在言语上而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样的官员是不会为民着想的。如果喜欢臣子，就对他们的缺点视而不见，厌恶他们就认为他们一无是处，被一己私欲驱使、亲近奸邪的臣子，背离公正之道而疏远忠臣良将。一旦如此，即使夜以继日地为政务操劳，对治国也是于事无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