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奏书后，唐太宗欣然接受。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宫加授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留守在京城任职。有个官员从京城来，唐太宗问他：“房玄龄听说李纬出任尚书之后，有什么意见呢？”那个官员回答：“只听到房玄龄说李纬喜欢留胡子，再没有其他评语。”唐太宗听后，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徵说：“古人说过，君主必须根据官职来选择合适的人，不能轻率任用。我现在办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说一句话，就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了正直的人，干好事的都得到劝勉；错用了坏人，不干好事的就争相钻营求利。奖赏和功绩相当，没有功劳的就会自动退避；惩罚和罪恶相称，坏人就有所戒惧。由此可知赏罚绝不可以轻易使用，用人更需要慎重选择。”魏徵对答说：“知人善任这件事，从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在考核劳绩、决定贬降还是升迁时，要察看他的善恶。如今想找人才，必须仔细察访他的品行。如果了解到真是好的，然后才可任用。假如此人不会办事，只是才力不够，还没有什么大害处。错用了坏人，假使他能力强会办事，那为害就太多了。但在乱世只求有才能，可以不管品行。太平时候，必须才能、品行都好，方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说：“人才是治理好天下的根本。要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是选好刺史和县令。县令那么多，不可能都是贤才，如果每个州都能有一个好的刺史，那么整个州就可以安定繁荣了。如果全州的刺史都符合皇上的心意，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百姓就不用忧虑不能安居乐业了。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是精心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担任，打算提拔为将军或宰相的，一定先让他们做一段时间的地方官进行考察，有的从郡州官员升为宰相、司徒或太尉。朝廷千万不要只注意皇帝身边大臣的选拔，而忽视州县两级主要官员的选拔。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恐怕与此有关。”于是太宗对侍臣说：“刺史由我亲自挑选，县令就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荐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左、右丞的人选应当特别精心挑选，上疏说：“臣知道尚书省日理万机，是施政的中枢，这里人员的选用任命，确实很不简单。所以左、右仆射和六部长官好比是天上文昌宫内的众星，左右二丞好像是锁管车辖，这些官员以及下至曹郎，也与上天的星宿相应，如果不能称职，占了位置会引起讥评。我看到近来尚书省承受诏敕后搁下来不迅速执行，文书案卷堆积不及时处理，我虽庸劣无能，也请让我讲一讲这种现象的由来。在贞观初年，没有任命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当时尚书省里公务繁杂，比今天成倍地多，左丞戴胄、右丞魏徵，都办事熟练，公平正直，事情有问题就予以指责，从不回避。陛下对他们又信任爱护，自然能整肃纲纪。各个部门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任人得当的缘故。到杜正伦继任右丞，也能够对下面严格要求。近来之所以纲纪不整，都是由于勋旧亲戚占据了位置，既无才能胜任，又凭功勋倚仗势力互相倾轧。其他官僚，也不能秉公办事，即使想有所振作，又会先因畏惧争吵毁谤而退缩。所以一般事务都由郎中定夺，遇到难事就都向上面请示；尚书也模棱两可，不能决断，有些纠察弹劾的案件应该上奏，也故意拖延，事情虽已弄得很清楚，仍然盘问下属。公文发出去没期限，回复来迟了也不指责，事情一经交办，就拖上成年累月。有的只迎合上边的旨意而不考虑是否和实情相符，有的为了避免嫌疑而不管是否在理。办案的部门只求办成就了事，不追究是非；尚书把逢迎谄媚作为奉公守法，不管对错，互相姑息，有了问题但求掩盖。而且官职应该从众人中选拔有才能的授予，没有才能就不应举荐，官是代上天办事，怎能随便叫人来做？至于亲戚元勋，只能给他们优厚的礼遇，他们有的高年老耄，有的因久病而理智不清，在当前既已做不出贡献，就应让他们休息去安度晚年。让他们长期在位阻碍进用贤能的途径，这是极不恰当的。为纠正这类弊端，应先精心挑选尚书左、右丞和左、右郎中，如果都用上称职的人，自然纲纪确立，还能纠正那种奔走争官做的歪风，这岂止是解决办事拖拉啊！”奏章送了上去，不久便派刘洎做尚书左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