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了朱传荣的《国之良干》、于子勇的《新中国继往开来的开拓者——吴仲超》等文章）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9日 11版）
为进一步完善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收藏，吴仲超院长不断通过上级调拨、市场收购、兄弟单位交换、海内外收藏家捐献等途径，为故宫征集、丰富藏品，唐韩滉《五牛图卷》、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北宋范仲淹《楷书道服赞卷》、商代青铜三羊尊、春秋青铜莲鹤方壶、宋耀州窑瓷器、明成化款青花折枝花果纹盘等珍贵文物陆续入藏故宫。这些文物不仅在质量和数量上大大弥补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空缺，而且完善了故宫藏品的历史脉络，丰富了宫藏和民间及少数民族艺术领域，更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全貌。
为了文物的保护修复，延展文物的寿命，吴院长积极寻找和培养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力量。五十年代初，故宫只在保管部下有一个文物修整组，大致有钟表、木器、照相、漆器、裱画几个专项，裱画只是北派的京裱，没有南裱，铜器、摹画都没有。为网罗到最好的文物修复人才，吴院长聚全国能工巧匠于宫中，承担起这样一项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的任务。为了更好、更完善地修复文物，1957年4月6日，吴院长指示成立了“故宫文物修复委员会”，任命张珩、王世襄、陈梦家、沈从文、陈炳、陈万里、李鸿庆为委员，他自己和唐兰任召集人。吴院长虽也是文物大家，但这是他在各专业委员会中的唯一任职，而且亲自挂帅。可见，他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吴院长坚持每周至少到修复厂现场查看一次，他认为，对传统工艺技术得靠亲身体悟，才能知其内在的精髓和实质，没在这行内工作过，再大的专家也做不好这行的领导。针对文物修复中的每个门类，细分为绘画组，铜器、雕塑、壁画组，工艺组三个组，以便更好地规划文物修复和技术审定及文物修复完成后的验收。
1954年，张耀选、江绍大、杨文彬、孙承枝、孙孝江五位南裱名家从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来故宫博物院工作。1957年，故宫与上海书画装裱合作社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最终调入郑竹友、金仲鱼等一批专门临摹复制书画的人才。金仲鱼的专长是画画，郑竹友是写字。后来又吸收了原在荣宝斋工作的冯忠莲、陈林斋。在招募了众多名家之后，1960年，在原文物修整组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修复厂正式成立。厂长徐志超是吴院长在华东局的老部下，副厂长蔡瑞芬本人也是以家属身份，跟随原在华东局的丈夫窦茂斋一起进入故宫的。人多了，工种也比较全了，有硬木桌椅、小器作、镶嵌、象牙雕刻、古铜、新铜、雕漆、彩漆、糊匣、钟表、裱画、摹画、书法篆刻和照相等14个行当，同时在青年中选择聪明又能坐得住的人，跟随大师学艺。修复人才的聚集和手艺的传授，在让文物延年益寿的同时，还培养了修复文物的传人。2008年，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临摹与装裱修复技艺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故宫古书画研究中心以“妙笔神工”为题，举办古书画临摹复制与装裱修复展览，展示了故宫文物修复的历史与成果，金仲鱼摹制的宋代郭熙《窠石平远图》、冯忠莲摹制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陈林斋摹制的五代胡瓌《卓歇图》，孙承枝主持修复的唐代韩滉《五牛图》、杨文彬主持修复的宋代米芾《苕溪诗卷》等，都是出自大师之手的摹制品。徐建华主持修复的明代林良《雉鸡图》、装裱修复工作室集体完成的倦勤斋通景画，是手艺传承的物证。妙笔神工的背后，是吴仲超院长在客观上保护了这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让手艺的种子在故宫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今天，故宫博物院能清楚地计数出自己的186万余件文物藏品，自豪地宣布有能力保护好这些珍贵国宝，与吴院长半个世纪之前的开创性工作息息相关。
1974年，吴仲超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国明清工艺美术展上向观众介绍展品。资料图片
故宫展览格局的奠定者
展陈工作是博物馆发挥社会职能的核心手段。吴仲超院长上任时，故宫博物院新成立了绘画馆，改陈了陶瓷馆，还有个临时的“敦煌艺术展览”，相当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