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地理结构看三州共一城
从自然地理结构看，明代安顺、镇宁、永宁三州的辖境都处于乌江水系与盘江水系分水岭的南坡。在明代驿路贯穿的东段，地表相对平缓，驿路沿线绝少高山巨川的阻隔，修筑驿路主干道，投工少，维护成本低，安全防卫容易，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最佳驿路走向位置。
但驿路的西段则不同，镇宁州和永宁州的辖境间横亘着打邦河河谷，以及平行排列的若干条地裂，为此驿路主干线不得不绕道从北面的打邦河上游的山区穿过。再向西，驿路又得穿越北盘江河谷，驿路主干线同样得向北绕道，从茅口河渡江进入普安境内。驿路在普安境内还要穿越麻布河河谷，翻越云南坡，从武胜关进入云南。
东西两段一平一险，直接导致了安顺、镇宁、永宁三州的沟通协调困难，这就使得三州共一城，反而有利于驿路伕马的配置和调拨。三州共一城与其说是一种行政建置上的过渡格局，倒不如说是三州维护驿道的共同职能在地理环境的限制下，在同一城池内办公更简捷、方便。
除驿路主干线穿越的地段外，其余地区高山深谷相间，一山之隔，一水之分，其气候、植被、土壤、地层结构各不相同。整个安顺大地完全可以比喻为“多种自然地理结构和多种生态结构的大拼盘”。位于北盘江河谷的大小盘江、六马属于干热河谷地带，终年无霜，甚至可以种植热带农作物。然而，相距不到十里的安笼箐山却属于高寒地带，冬季冰封期超过1个月，普安境内的高山更是如此。
镇宁所辖的康佐长官司，其核心领地在火烘，这儿也是温暖湿润的水稻耕作带。但在明代时，此地疟疾盛行，以至于康佐长官司家族整个夏季都在普定卫城办公，为的是躲避疟疾，到了冬天才去视察自己的领地。
至于西堡、十二营、顶营等长官司的领地，由于处在高原台面上，又在江河的上游，因而气候寒冷，水源补给不足，只能种植旱地作物，或者靠畜牧为生。这样的地理背景，对于习惯于吃稻米的卫所屯军而言，当然十分不利，但对维持驿道畅通而言却大有好处，相对价廉的马匹和畜力，以及丰富的饲草资源，有利于降低驿路运输成本，各民族群众也能从朝廷下拨的驿道维持费中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
贵州西线驿路在明代相对安定，战乱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得力于地理环境的恩赐。明代驿路的长期稳定延续，导致了安顺地区畜牧业的兴旺，也支撑了牛马集市的繁荣。这样的大牲畜集市，在明亡以后还延续了数百年，直到现代公路开通后，才淡出了历史舞台。明代安顺地区的行政建置，县级机构一直空缺，里甲编制到明末时还没有启动，除了驿道主干线穿过境使内当地群众、行政部门受益外，地理环境的特异性使当地居民，可以通驿路获得稳定收入，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从民族构成看三州共一城
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碎分布，必然导致民族构成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其一是各民族交错杂居。安顺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空间分布上杂居现象极为严重，不管是苗族、彝族、布依族还是仡佬族，都很少由单一民族形成连片聚居区，而是与其他民族交错毗邻杂居。
其二是除彝族外，其他民族的社会组织规模都十分有限，跨地区、跨流域的大型社会组织在这一地区历史上很少出现。这里仅以布依族的社会聚合为例，康佐长官司的直辖领地火烘，主体居民是布依族，但这个布依族的社会聚合，其分布范围仅限于20余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之外，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要与苗族和仡佬族的分布区接壤。再如安顺州的旧址，即明初普定军民府的旧址也是一片布依族聚居区，但整个布依族的分布带也没有超过60平方公里。但是布依族的村寨附近，还杂居着苗族村寨。至于苗族和仡佬族其社会组织规模更小。一个寨长所辖之地，一般不超过100户人家，而且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
其三是跨民族的社会联合体的规模很小，而且数量不多。明廷从元朝手中接管的6个长官司，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些长官司在整个明代，都没有发展到势力膨胀足以与明廷抗衡的地步。与明廷的纠纷仅止于赋税的争端，或者是长官司之间的领地纠纷而已。在这样的民族结构中唯一例外的是彝族的社会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