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草原诸部实施简单化和清晰化的改造，为什么不行？
因为成本太高。
编户齐民，就要数清人口然后控制人口。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你怎么数清、怎么控制。直接管理，就是要实现低成本的收税。而如果收税的成本大于收到的赋税，则越是直接管理就越是内耗。草原如此贫瘠，你怎么能够实现低成本的收税？
另外，还有思想控制和统一语境。而两伙人连话都收不到一起去，你怎么实施简单化、清晰化改造？吐蕃能够崛起的原因就是低成本的宗教手段。这个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治理成本。但中原和草原一直到清朝，仍旧没有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
还有，党项要内迁这个问题。从隋朝开始，这伙人就一直要内迁。但主张内迁的一直是党项首领。而党项诸部众，到底愿不愿意内迁以及请同编户，这谁也不知道。
再者，还有羌人系的特点。单于或贵族要内迁，然后匈奴各部就跟着来了。而羌人系呢？根本就找不出一个代表全体羌人的首领。羌人，连自家首领都管不住，中原的皇帝又怎么能管得住？
所以，对党项人套用中原治理，实际上就是对党项人实施简单化、清晰化改造。而改造的成本，却是高昂的。这个成本将会高到什么程度？
北宋硬是把一盘散沙的党项人打出了坚强的内部凝聚力。党项人也在战争中建立了一个韧性十足的西夏王朝。而这个王朝的寿命，比北宋还要长。
拓跋思恭死后，其族侄李仁福投靠后梁朱温，被封为朔方王。李仁福死后，其子李彝超任夏州留后。后唐明宗李嗣源，派五万大军进攻夏州。李彝超在夏州城头认怂，于是后唐退兵。
党项人自公元7世纪中期进入黄土高原。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剧烈变化，游牧、农耕都很发达。而且，沐浴中原风华、参与中原战争，首领要么封公封王，要么拜为节度使。那么，党项人是不是就会实现内部自组织？
初始条件很重要。而党项人的初始条件就是各自为战。羌人系的这个本性，始终主导着党项人。到了北宋，党项内部爆发内战，同宗兄弟互相杀戮。于是，无力解决党项内部冲突的李继棒（李彝超的侄孙），率所部族人赶赴东京汴梁，表示愿意献出银、夏、绥、宥四州，自己也申请留在京师。
当时的北宋皇帝，是太宗赵光义。然后问题就出现了。
隋文帝时期，党项人便请求内附，“愿为臣妾，遣子弟入朝谢罪”。然后，隋文帝是怎么答复的？答复是：我不要，你们管好自己、不造反就行。
唐太宗时期，党项人不仅请求内附而是请同编户，“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然后，唐太宗是怎么答复的？答复是：列其地为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
隋文帝和唐太宗都是一个思路、一种方式。思路是我不管你，你们管好自己就行；方式是羁縻控制。
而赵光义是怎么处理党项人的？编户齐民、流官治理、中央控制，这就是赵光义的思路和方式。
隋文帝时期，为什么不予编户？唐太宗时期，为什么不予编户？后来，党项内附黄土高原和黄河一带，大唐为什么不借机予以编户？
而且，在隋文帝和唐太宗时期，党项诸部首领可是求着两大帝国予以编户的。用现代的话说：求你给我一个户籍，然后我就是你大隋的人、大唐的人。但是，隋唐的一众雄主们，却全都不同意，思路是你们自己管自己、方式就是羁縻，国籍可以给但户籍坚决不给。
隋唐是帝国的手段，而北宋是国家的手段。
帝国的手段是什么？举例而言：奥匈帝国时期，有人向奥匈帝国的皇帝推荐了一名官员，说这个官员特别爱国。而奥匈帝国的皇帝却问：他爱我吗？
爱国和爱皇帝，不是一回事。而帝国的要求则是你爱我这个皇帝就行，其他全都不重要。
克里尚•库马尔的《千年帝国史》讲到：帝国与民族国家的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完全不同。把这个“ 民族国家”的“民族”拿掉，只论国家，具体问：国家有什么特点？中国政治早熟，所以其治理目标和治理模式非常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