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敢于直言的谏臣就是被王振一党迫害致死、尸骨无存的翰林侍讲刘球。此事还得从正统三年（1438）十二月，滇西的一场大规模叛乱说起。早在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中原后，曾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兵30万南征，平定云南的残元梁王势力。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明代以前，中央势力一直鲜有进入，明初的云南形成残元梁王、大理土司段氏以及滇百夷部三足而立之势。平定梁王之乱后，云南当地土司势力基本归附，唯有百夷部首领思伦发最为不稳定。明洪武十七年(1384)，思伦发遣使入朝献方物，上缴元朝所授宣慰司印请降，明太祖遂设置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授宣慰使一职，赐朝服冠带。不久后改授麓川平缅宣慰使司宣慰使，思伦发兼辖麓川、平缅之地，没想到埋下滇西数十年动荡之隐患。势力大张的思伦发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举兵反明，不久后被西平侯沐英击破，退出景东，献方物归降，但广大傣族地区仍在他的控制之下。洪武三十年（1397），思伦发因内部斗争被驱逐，败走南京乞援，明太祖不计前嫌，不仅派兵护送其回滇，还派西平侯沐春助其平定内乱。
势力遭到削弱的思伦发暂时归于平静，于永乐二年（1404）病死，其子思行法世袭云南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宣慰使一职，这期间一度与明廷保持友好关系。永乐十一年(1413)，思行法上奏请以弟思任法代职，永乐帝准其所请，没想到新上位的思任法是位比其父思伦发还要野心勃勃的枭雄。他袭承宣慰使后，表面上与明保持友好关系，暗中不断征伐、兼并各部，经过十余年发展，势力大增，至宣德三年（1428）发兵攻占云南南甸、腾冲等地，云南的平静随之被打破。此后十年，思任法虽未公开发动大规模叛乱，但一直发兵扩张领地。到了正统三年（1438），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晟忍无可忍，遂上奏急报思任法隐患，说其“连年累侵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乞调大军进讨”。接到奏报后，朝廷决定发兵平叛，派遣方政、张荣前往云南，以太监曹吉祥、吴诚为监军，协同沐晟平叛，长达十年的麓川之役由此拉开序幕。
明军征伐麓川的首战就出师不利，奉命南征的右都督方政轻敌冒进，中伏而死，全军覆没。至正统四年（1439）春，因征剿不力的黔国公沐晟也疾病交加，暴卒于军中。思任法声势大振，又攻破孟赖等诸地。前方兵败消息传至京师，朝廷立即决定增兵选将征讨麓川。此时英宗年仅13岁，故而征伐麓川向来被认为是王振一意孤行引导英宗的决定。实际上首征麓川时，张太后与“三杨”尚在世，而思任法的确反复无常，降而复叛，一直成为边患，最初出兵的呼声在朝中乃是主流，并非王振一人主导。自正统五年（1440）二月起，明军再度南征，此次与思任法的战争持续四个月，战至七月，连吃败仗的思任法终于服软，忙派人到北京朝贡。麓川之战也告一段落。
然而麓川引发的问题才真正开始发酵。在朝廷内部，一场围绕剿与抚问题的争执展开了。如前文所述，自宣宗时期起，太监监军、领军现象已较为普遍，正统时期更是有增无减，同时因司礼监势力复振，王振大权在握，所派宦官皆为其党羽。因为正逢内朝权力的扩张期，征伐麓川必然可以让外派宦官立边功，有利于司礼监及王振巩固其地位，基于这一点，王振成为中央统治集团内部最坚定的主战派之一。而当时的内阁是什么态度呢？总体而言，“三杨”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没有一个重量级的阁臣明确反对用兵。毕竟在内阁与司礼监分割相权的“双轨制”新体制下，他们与王振一样都是受益者，并非绝对的对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