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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早期，内阁中书赵翼入直军机处，凌晨四点左右入隆宗门外办公室值早班。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下，黑暗中值夜的太监们偷懒倚靠在栏柱上瞌睡假寐，赵翼的同僚们还在赶赴宫城的路上，只有少数苏拉奔走在宫苑之间。
隐隐之中，赵翼发觉办公室外有一点点纱灯闪过，进入隆宗门而去。他揉揉眼睛，仔细观察，发现是一位位小皇子，惊诧莫名。早班同僚见怪不怪地告诉他：“皇子进书房了。”赵翼大为感慨：“我辈寒窗苦读，皓首穷经，是把读书当作衣食饭碗，尚不能早起。而这些天皇贵胄、金玉之体，却能日日如此！”由此，赵翼认为：“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千古。”（《檐曝杂记》）
紫禁城六百年来，入住过两户人家：朱明家族和爱新觉罗家族。两户人家的家风不同，塑造了不同的家族命运和王朝国运。
太和殿
家庭教育是最能体现家风的内容之一，明清皇室倾帝国之力给子孙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经过层层选拔的精英书生，成为紫禁城的家庭教师。朱明皇室出身草根，建政后按照儒家要求展开皇子教育，很不幸迅速落入乡间老塾师的窠臼。从明英宗时代起，皇子的教育内容逐渐固定僵化为读书、听讲、写字，朝着训诂句读的方向发展。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问诸位皇子：“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皇太子朱标回答：“每闻儒臣讲说，知其略矣，未领其要。”所学非所用，甚至可能朝着实践相反的方向前进。明代皇子们既得不到处理大局的实际锻炼，又没有唐宋时期出任地方官的政治积累，完全得不到真正的历练。皇太子则因为身份尊贵，缺乏强有力的监督。“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是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时多。”皇太子真正学习的时间少，就在不多的授课时间里，老师们也不过照本宣科，教学效果非常可疑。
朱厚照是明孝宗的独子，父母的溺爱加上生性顽劣，从小不好好读书，吏部尚书马文升忧虑太子耽于游乐而荒于学习，上疏建议皇太子每月三次御文华殿讲学，明孝宗依然没有亡羊补牢。明孝宗的溺爱最终害了朱厚照，后者登基之初连奏章都看不懂。再考虑到皇家父子隔阂、内廷权力争斗，明朝多位太子甚至连正常的教育都不能保证。嘉靖皇帝迷信“二龙不相见”，对事实上的继承人、唯一存活的儿子朱载坖极为冷淡。朱载坖始终没有册立皇太子，而且出居藩邸。紫禁城在漫长的嘉靖朝并没有皇子生活。明光宗朱常洛子以母贱，生父万历皇帝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个长子。朱常洛13岁才出阁就学，到20岁都没有完成连续的正规教育。他自身难保，对儿子、明熹宗朱由校的教育既无心也无力。恶性循环，朱由校15岁了还没有授书识字。他们治国能力的养成，更是空谈。
正常教育缺位，其他“老师”便趁虚而入。他们就是与皇子朝夕相处的服侍太监们。深宫冷院，一个无人看顾的小孩，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太监，两人一起饮食、一起数星星、一起担惊受怕。后来，小孩幸运地成为大明皇帝，老太监则脱胎换骨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权阉！阉宦之祸，缺位的皇子教育难辞其咎。皇子的保姆、奶娘等同样趁虚而入，打破了既有权力格局。明宪宗时万氏、明熹宗时客氏，揽权干政，起因与阉宦相同。
明朝后期皇帝不是恣意妄为，就是举止失措，极大拉低了明朝的执政水准，要对朝政败坏负重大责任。教育失败，又要负根本责任。
爱新觉罗的家庭教育，比朱明皇室严格得多，近乎不近人情。入关后，内廷乾清宫东南庑房设立了上书房，作为皇子皇孙的读书之所。皇帝出居皇家园林，行宫中也常设读书场所，皇子必须随驾、坚持学习。
清朝皇子六岁入学，其实才五周岁左右。每日“卯入申出”，早晨5点至下午两点半，中间只有一两次休息，每次不超过一刻钟。全年只在皇帝万寿、本人生日、春节、端午、中秋五个时节，皇子才能休息。另外还有类似暑假寒假的“半功课”，前者是每年的酷暑期，大约有一个月时间，后者是春节前后“封印”至“开印”期间，时间将近一个月。半功课期间，每天课程减半，午前十一点就放学，并非完全是放假。清朝皇子在上书房一般学习十年以上，即便封爵离宫后还常返回上书房“回炉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