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不仅是对知识分子，对于百姓也一视同仁。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对外关系上。宋仁宗不愿跟周边的国家发生冲突，极力避免冲突，这是为生灵百姓着想。当时，宋朝四邻最强大就是西夏和辽国了。
赵祯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西夏本是宋朝的臣子，李元昊称帝脱离宋朝统治，引发了宋夏战争。三次大战，宋军皆先胜后败。宋方与夏方订立和约：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并开放边境贸易，史称“庆历和议”。
乘宋、夏战事紧张之际，契丹在后方乘火打劫。辽国以宋修边防与攻夏为借口，一面派重兵进驻南京（辽的南京，即现在的北京），作出攻宋的态势。一面于次年派使节赴宋廷，索取被后周世宗攻占的关南十县。赵祯派大臣富弼与辽国进行谈判，富弼言词强硬，博征旁引，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夺取的三关之地的企图。但为了避免两国之间战争发生，赵祯最终决定以每年增加岁币（银、绢各十万匹、两）为代价，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宋仁宗驾崩之时，远近哀思，就连敌国君主也痛哭流涕，一掬眼泪。宋朝“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后山谈丛》卷3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仁宗崩，天下丧之如亲，余时为童，与同僚聚哭，不自知其哀也。仁宗既疾，京师小儿会阙下，然首臂以祈福，日数百人，有司不能禁。将葬，无老幼男女，哭哀以过丧。”
而当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敌国君主辽道宗耶律洪基听到宋仁宗的死讯也非常感恸，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一个皇帝的死令天下臣民感动是正常的，而令敌国君主感恸就属于难能可贵了。宋仁宗的“仁”是当之无愧的。元人所修《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范祖禹称赞：“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
三、宽仁少断，妇人之仁
但同时也要看到，宋仁宗所谓“仁”的消极一面。宋仁宗的“仁”，有属于因循守弊的一方面。在保持祖宗家法的借口下，凡事苟且，诸事废弛，不肯触及政权本身进行大的变革。罗从彦说：“仁宗承平之久，纪纲不振，盖因循积习之弊耳。”
正是在宋仁宗时期，“冗政”现象严重，“冗官”“冗兵”“冗费”急遽增加。“三冗”导致宋廷入不敷出，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这些费用都从小民身上榨取，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据庆历时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西夏、契丹也在这个时期坐强，而宋仁宗只想花钱买和平，消弭祸端。所以王安石才认为本朝百年虽然没事，看似和平，但纯粹是天幸，一旦有事就完蛋，提出变法的主张。
因此，谏臣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明代谢肇淛认为宋仁宗的“仁”不足道：“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近代学者蔡东藩更是称他为“妇人之仁”，《宋史演义》：“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