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家清供》记录和描述的104 则养生膳食挖掘了中医药潜在的文化价值，构建出符合中国人审美观和价值观的食疗模型。全书将药效和其隐喻性赋予怡情美感，使人们达到修身养性、治病防病、益寿延年的目的，这是古人潜意识里的追求，也是现代现代人追求养生的终极目的。
现在我们谈论敏感话题。狗肉在宋代是什么地位？应该说，宋代有吃狗肉的，但不普遍。北宋《东京梦华录》收录东京城常见肉类食品，其中羊肉类占36%，猪肉类占12%，鸡肉等禽类肉食约为11%，鱼贝类约为15%，没有狗肉。南宋《梦粱录》也列有杭州城流行的200多个菜单，其中鱼虾类约占一半，同样没有狗肉。我们探讨一下原因。
南宋李迪《猎犬图》
从传统文化上看，中国并不禁止食用狗肉，但对狗是有分类的，不是所有的狗都能被吃。《礼记》载：“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唐人孔颖达注释说：“犬有三种：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厨庶羞用也。田犬、守犬有名，食犬无名。献田犬、守犬，则主人摈者既受之，乃问犬名。”守犬与田犬都有名字，可以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客人，客人接受后，要询问狗的名字，而食犬则没有名字，它的归宿就是盘中餐。但从唐宋时期起，绝大多数人不再吃狗肉。唐朝人认为屠狗之人基本上是“豪横犯法”的“恶少年”。宋朝人认为屠狗椎牛是反叛社会的人所为。北宋初，京城有“无赖辈，相聚蒱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南宋时，宣城县境内，“有聚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集，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
唐朝、宋朝人普遍不吃狗肉的主要原因在于养狗很难量产，当时人口基数太大。家家户户养几只狗看家护院没问题，但是在古代大规模经济养殖肉狗相当困难，狗肉无法供应大多数人食用，羊肉、猪肉、鸡肉、鱼肉的获得都比狗肉更经济。
其次的原因是受宗教因素影响。早期汉传佛教允许吃肉，包括吃狗肉，南北朝时期佛典就有僧人化缘狗肉的记载。但到了唐朝，玄奘翻译的佛经明确提出：“凡诸比丘，不应食狗及以鸱鸮，并诸鸟兽食死尸者，咸不应食，若有食者得恶作罪。”因此信佛之人不吃狗肉。
中国本土道教“以犬为地厌，不食之”。宋代《括异志》中，有一个“误食狗肉”的故事：一个叫做张焘的士子，“尝误食犬肉，梦黄衣使者逮至一府，宏丽如宫阙，见一道士谓曰：‘何故食厌物？’张自辨，致曰：‘非敢故食，误耳。’”对方这才原谅了他。醒来时，张焘“汗流浃体”，知道自己刚才在地府走了一遭。狗为什么是“地厌”呢？古代术数家谓狗为“地厌”。因为狗是很敏感的动物，警觉性很强，犬吠声很响，当它们不停叫时，会让人厌烦，据说，连土地公也受不了它们的叫声，因此叫地厌。这是说法之一，另一说法则是道教的“三厌”来自唐朝孙思邈的人文主义思想，《孙真人卫生歌》说：“雁有序兮犬有义，黑鲤朝北知臣礼。人无礼义反食之，天地神明俱不喜。”于是道教形成了“三厌”之戒的传统，“三厌”就是孙思邈真人提到的天厌雁、地厌犬和水厌乌鱼。信仰道教的人也不吃狗肉。
苏东坡就是提倡不吃狗肉的人。熙宁末年，苏东坡在徐州当太守，“厢界有杀狗公事”，当地有人屠狗卖肉，被抓了起来。如何处分屠狗之人，苏东坡与僚属发生争执。僚属说，“近敕书不禁杀狗”，屠狗并不犯法。苏东坡问：杀狗合乎礼制吗？僚属说：合礼制，《礼记》说“烹狗于东方，乃不禁。”苏东坡反问，《礼记》还说“宾客之牛角尺”（接待宾客所用的牛角尺把长），难道就不应该禁止屠牛吗？苏东坡接着说：“孔子曰：‘弊帷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死犹当埋，不忍食其肉，况可得而杀乎？”苏东坡引用“孔子埋狗”的典故，说明狗不可杀，狗肉不可吃：孔夫子养的狗死了，叫子贡去埋葬，并说：“我听闻，旧的车帷子不要丢弃，可用来埋掩死去的马；旧的车盖也不要丢掉，可用来埋掩死去的狗。”苏东坡很认同孔子的仁爱精神，认为家养的狗死了，都应埋掉，不忍食其肉，怎么可以为了吃肉而将狗活活杀掉呢？为什么说苏东坡理由牵强，是因为在对待《礼记》的说法，他和僚属都断章取义，只取对自己有利的一半说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