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的信条，不为所动。关羽的忠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曹操。史谓，“曹公义之”，因而慨叹说：“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关羽被孙权杀害后，张飞为义所激，失去理智，暴戾有加，死于部下。刘备明知不具备伐吴条件，仍不听众臣劝谏，仓促出兵伐吴，以致惨败而归，为义误国。刘备拙于用兵，战则常败，但士兵感其信义，愿为驱使，所以每每不久便又重新把队伍集中起来。建安元年，他被吕布打败，及至请和，求屯小沛，很快便“复合兵得万余人”。
二、仁义与诡诈共体，刘备性格的另一面。
刘备重义、爱民，甚得历史好评。特别是在诸多文艺作品中，由于突出了曹操的酷虐变诈、嗜杀、疑诛行为，更与刘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也使刘备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和谅解。但是，细审则不难发现，刘备固然有一些可以称道的仁义之行，但同曹操一样，也有着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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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诚敬，阴怀诡诈。谋立大业的历史人物，很少将信义作为目的而信守不易者。对他们来说，倡信崇义自始至终都是争取人心，进而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刘备自然也不例外。他崇尚信义，但从不以此自囿。所以，从另一角度看，刘备又是一个诡诈有加，很不讲信义的人。就他与曹操的关系言，始则他被吕布打败，归依曹操，曹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继而表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而刘备却不念其遇，首启衅端，阴谋诛操，得机离许以后又立即北联袁绍对抗曹操，二人遂不相容。再就他与吕布的关系言，吕布固然是反复无义之小人，侵其地，掠其妻，死有余辜，但在解除袁术的威胁时亦曾有恩于刘备，及至吕布投降曹操，生死悬于刘备一言之间，他一句话便把吕布送上了断头台。再如他同公孙瓒、袁绍的关系。刘备本是公孙瓒的同窗好友，瓒年长，备“以兄事之”。在刘备走投无路的时候，公孙瓒委以重任，让他为别部司马领兵抗袁绍，继领平原相，刘备却趁援救陶谦的机会，离开公孙瓒而归依陶谦。当他被曹操打垮，几乎是只身投靠袁绍时，袁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刘备相见，史谓：“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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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既已得兵，很快便“阴欲离绍”，诡说袁绍南连刘表，趁机南下，以谋自己发展的机会。特别要着重说的是他对待刘表父子和刘璋的明示诚敬，阴怀诡诈的态度。刘备对待刘表父子的态度，使他获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事实表明，刘备南投刘表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刘表“益其兵”，并以上宾礼待之，使他在荆州界内站住了脚跟。及至刘备部众日多，荆州豪杰多依之，刘表惮其为人，自然会产生疑虑，所以“阴御之”，“不甚信用”，甚至发生刘表的僚属想除掉刘备的事都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刘表对于刘备是有恩的。刘备心里自然也很明白。可是，刘备自始至终都是自以豫州牧、左将军的身份客居荆州。他羁旅在别人的地盘里，却等待机会建立自己的功业。他非常赞同诸葛亮“跨有荆益”的隆中对策，自然要觊觎荆州。历史表明，刘表弥留之际，已经深深感到了刘备对其子孙的威胁，不得不以退为进，希望刘备善待其子。后人为了突出表现刘备的“信义”之心，遂有所谓刘表“托国”之说。实际上，在刘琮、刘琦的争嗣斗争中，刘备完全背弃了刘表的意愿，支持了刘琦，从而加剧了荆州的内部危机。及至刘琮已经遣使请降曹操，诸葛亮劝其攻琮取荆州，而言“吾不忍也”，又有人劝其劫持刘琮及荆州吏士南走江陵，刘备说什么：“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其实完全是因为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特别是曹操大军压境的形势使然，而并非是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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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对待刘璋的态度是最为明显的以怨报德。刘璋上了张松的当，遣法正迎刘备，“前后赂遗以巨亿计”。法正趁机向刘备陈说益州可取之策。刘备、诸葛亮既然将“跨有荆益”作为既定目标，自然非常高兴。但他却试图将其真实的思想掩饰起来，而以虚假的嘴脸面对现实。所以，当治中从事庞统说其取益州“权借以定大事”时，他假惺惺地以宽、仁、忠、义相对，说什么“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庞统以“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的说辞，给了他一个台阶，他便心安理得地出兵了。刘璋“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