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早已了解到王濬不是厚道听话的软柿子，但王濬练习的益州水军是灭吴之战必不可少的战力，为此不得不依然委任王濬为水军统帅。为了防备王濬"恃功任意"，司马炎采取了两条方法：一是派唐彬为广武将军、监巴东诸军事，以监督、控制王濬的举动；二是在王濬出动军队后，又连下七道严诏，指令王濬在不同的战场要先后承受贾充、杜预、王浑的节度指挥。
但王濬早已计划不管诏书的严峻规则，直取建业抢夺灭吴首功。贾充是挂名统帅，底子无力约束王濬。杜预知道王濬是个刺头，欠好惹，爽性就授权"若（王）濬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对王濬放任不论。但王浑就没那么好对付了。在王濬抵达建业一带时，王浑"遣信要令暂过论事"，"又索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定见"。"暂过论事"，便是要王濬过来开会，以承认王濬受其节度的现实，"定见"是指账册名单，王浑索要王濬部队军官战士的花名册，大有要接收王濬的水军指挥权的意思，意图是不让王濬糊弄。
王濬才不吃这一套，他托言"风利，不得泊也"，把王浑当空气，直接杀到建业城下，"趁胜纳降"。王濬成功了，他亲手刻画了自己的人生高光时间，也完成了"青史留名"的愿望，时至今日，人们提起晋灭吴之战，一定会提到"王濬"这个姓名。
可是，正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说："命运奉送的礼物，早已私自标示好了价格。"王濬看似一往无前的好运气，注定要付出代价。
司马炎早在战前就十分忧虑王濬"恃功任意"，而王濬为了抢夺头功，居然置诏书于不管，不听王浑指挥，这刚好证明晰司马炎的忧虑是对的，更重要的是，王濬的所作所为，深深冒犯司马炎的政治忌讳。
所以，在吴灭后不久，王浑就上书指控王濬违诏抗旨，有司奏当按邓艾之例，槛车征回推问。不过，司马炎尽管猜疑之心很重，但为人还不算太尖刻。他仅仅想击打惩戒一下王濬，并不预备把王濬整成第二个邓艾。所以，他仅仅发一道遣词严峻的诏书斥责王濬，并且答应王濬申辩。
王濬只得依照套路为自己申述辩解，理由无非是战机不可失、孙晧屈服太快、诏书送达太慢没收到诏书等等。申述之后，司马炎下了一道"宽诏"："（王）濬有讨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算是赦免了王濬的违诏之罪。
等王濬回到洛阳，没有看到欢迎英豪凯旋的隆重典礼。由于他此刻的身份不是从前哨凯旋归来的战斗英豪，而是一个罪过没有彻底查清的犯罪嫌疑人。迎候王濬的是廷尉、御史的一系列指控，罪名除了违诏之外，还包含贪婪孙晧宝藏、私行焚毁东吴战船等等，要求将他"付廷尉禁推"，也便是关押起来承受审问。
这样对待一个刚刚立下盖世勋绩的功臣，明显不是正常现象，所以这很或许是出自司马炎的授意，至少也应是廷尉等"有司"对司马炎个人意图的揣摩。
司马炎再次赦免了王濬，诏曰："勿推"，并且拜王濬为辅国大将军，领步卒校尉，"诏依征镇给五百大车，增兵五百人为辅公营，给亲骑百人、官骑十人，置司马。封为襄阳县侯，邑万户。封子（王）彝杨乡亭侯，邑千五百户，赐绢万匹，又赐衣一袭、钱三十万及食物。"
就这样，司马炎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在一次次折腾中把王濬插手更高职务和更大权利的野心消磨殆尽。据《晋书·王濬传》载，王濬"平吴之后，以勋高位重，不复素业自居，乃玉食锦服，纵奢华以自逸。"
为了自保，王戎不吝销毁自己的名士形象，以守财奴自居自污，乃至从前十分赏识王戎的阮籍，后来也嘲笑王戎为"俗物"。由此可见司马炎的猜疑之重，以及其时灭吴功臣集体所面对的状况之杂乱、环境之阴险。
在灭吴之战中，胡奋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担任进攻夏口。由于东吴江夏太守刘朗、都督武昌以上诸军事虞昺等纷繁屈服，胡奋在战役和王戎相同没有多少体现的时机。
但胡奋不需要像王戎那样自污以求自保。相反，胡奋先是升任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迁护军，加散骑常侍，又迁尚书左仆射，加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身后追赠车骑将军，是和王浑相同的极少数能够在战后持续升官官职的灭吴功臣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