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曹操的“怒和爱”，只不过是古代御人术“恩威并济”的翻版，即先施以威后结以恩。这种御人术后来也被张飞学到了。张飞生擒严颜，要严颜屈服，严叱说：“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大怒，喝左右斩来。
严颜喝说：“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张飞为其英豪气概所感动，乃亲释其缚，垂头下拜请谅，严感其恩义，乃降。张飞释严颜和曹操释张辽，确是一个容貌，是否张飞也向曹操学来，不得而知。而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是因张辽、严颜都忠勇，这种人值得用。曹操能释张辽，因曹操是奸雄；张飞能释严颜，因张飞是英豪。奸雄和英豪虽有不同，但其性情有共同之处：喜不怕死的硬汉子，厌贪生畏死之人。如吕布被曹操所擒时，既向曹操求饶，又求刘备代说情，虽然吕布各样乞求，曹操仍是把他宰了。而曹操释张辽，正是被其英豪气概所信服之故。曹操能用张辽，阐明其慧眼识人，张辽也因曹操的选拔才干成为魏国名将。
“焚信件”的气量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获得战役成功的一条规则，而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要先了解对方的状况，故魏、蜀、吴三国都想方设法在敌国安顿奸细。魏、蜀两国都曾互使反间计，这些反间计之所以获得成功，都是经过奸细来进行的。因而，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是揭露的隐秘。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故发现和铲除奸细，各国统帅都十分重视。 不过，关于处理奸细问题，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假如漫不经心，易形成失误，委屈好人，纵了坏人，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气，增强了敌人的实力。
关于处理奸细，曹操是有共同的处理方法的。他破袁绍后，缉获了自己部下与袁绍私通的大批信件，有人劝他对这些人严加处理，他不同意说：“其时袁绍势大，孤也不能自保，况且别人哉。”便指令把这一大批信件焚了。曹操为何不把这些人严加打压，而采纳如此斤斤计较的方法呢？这是由于曹操这样做有两个优点：一、避免形成失误。曹操既已把握了与敌人私通信件的名单，他对这些人已心中有数，懂得怎么对待他们。这样，曹操对他们就把握了主动权。他现在不处理，今后可渐渐处理。且这些人与敌人私通，其罪有轻有重，不能混为一谈，如都加以打压，将扩展牵连，形成内部紊乱。二、不削弱自己力气。其时，全国不决。正在用人之际，曹操示以宽恕，将使这些与敌人私通的人知恩图报，有或许愧悔前非。假如把曹操和袁绍两人处理奸细问题加以比较，更觉曹操这种御人术很高超。许攸因截获曹操催粮信件，知其粮已尽，主张分兵袭许昌，两路击之。这是上策，若绍从之，可获全胜。
适审配来书，密告许攸在冀州时纵子侄贪婪，袁绍大怒，并片面猜想，说许攸“与曹操有旧，想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便把他驱赶。
把片面猜忌当作现实。给许攸扣上“奸细”的帽子，许攸确是冤哉枉也。古往今来，呈现的冤案，不正是由片面乱猜形成的么！而袁绍既把许攸当“奸细”又不处理，反把他驱赶，这实是迫他往投曹操。由于许攸为曹操策划烧粮事，促进袁军大北。袁绍如此草率处理“奸细”，不只委屈了好人，自己也倒了大霉。曹操的“焚信件”与之比较，确是正确得多！
严守军纪：“割发代首”
“割发代首”的故事是这样的：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出征张绣途中，见一路麦已熟，而民因兵至，躲避在外，不敢割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遍地守境官吏说：“吾奉皇帝明诏，出动军队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巨细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蹂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即掣所佩剑欲自刎。众急救住。据郭嘉所说《春秋》有“法不加至尊”之议，曹操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他说：“割发权代割首。”使人以发传示全军说：“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