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清廷组成了第一支派往欧美的交际使团。美国人蒲安臣被录用为“处理中交际涉业务大臣”，是使团的领导;副手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我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还有秘书随员二十余人。
此次组成交际使团与行将到来的“修约”之事有关—1868年是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协商的《天津公约》修订之期。
我国皇帝派一个洋人出访各国，让北京交际界非常震动。蒲安臣自己也很震动—在清廷正式录用前，他并未收到任何清晰暗示。
而清廷之所以如此，源于根深柢固的“华夷观念”。1858年的《天津公约》规则，我国与欧美各国应互派使节。但多年来，派常驻使节一向是欧美各国单独面的举动。
清廷的毫无动静是一种“鸵鸟政策”。不向欧美各国派使节，就不会呈现礼仪抵触—华夷交际着重的是“天朝上国”的荣耀(跪拜)，而近代交际着重的是各国之间的相等(握手鞠躬)—逃避了礼仪抵触，好像传统的华夷次序就能持续维系。
此外，清廷还一向软性抵抗欧美使节觐见皇帝。清廷自知在武力上不足以让欧美使节下跪，又不肯抛弃显示“天朝荣耀”的华夷次序，只好以皇帝年幼为由，将接见欧美使节一事尽可能地往后拖。
1867年，为敷衍行将到来的修约，清廷需求派个使团了解欧美各国的状况，但又不肯因而损失“天朝荣耀”—使团到欧美必然选用欧美交际礼仪，而这必然影响清朝皇帝以何种礼仪接见欧美使节—欧美使节常与清廷交涉此事，天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而清廷为坚持跪拜之礼已延迟了10年，不肯功败垂成。两难之下，让洋人带领我国使团出使成了解决问题的“最佳计划”。
录用蒲安臣为使团领袖的一起，清廷还给使团拟定了许多训令，特别着重不能丢了体面。蒲安臣对此很不以为然。
总理衙门主张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政府首脑，避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向美国总统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要求逃避西方礼仪，蒲安臣行的却是握手鞠躬之礼，但因他是洋人，随行的我国官员倒不觉得丢人。
清廷的忧虑公然发生了。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向总理衙门递送照会，公然以蒲安臣曾在欧洲行握手鞠躬之礼为由，要求清廷允许他们也以此礼觐见清朝皇帝。总理衙门以蒲安臣是洋人为由进行辩驳，且再次搬出“皇帝年幼”与“中外国情、礼节不同”的老招数，持续延迟。
不过蒲安臣此行仍是适当给力的，签订了近代我国与欧美国家第一个相等公约，还将我国打造成温文、敞开的形象，每到一处都竭力喝彩我国预备突破传统，投入近代文明中来。惋惜这波营销没能反哺我国，清廷仍对近代文明抱着极大的歹意。
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曾给使团下达训令，“不要被西洋逼迫着建造铁路和电报，这些事只能由咱们来发起”。相较之下，同治的教师倭仁就说得更理解了—欧美国家毫无文明可言。
随蒲安臣出访的志刚在日记中写下在巴黎观看西洋舞蹈的感触，他先是赞赏一番，然后总结：西洋舞蹈虽好，但不契合我国国情，不行引进国内。拜访欧洲期间，他还听闻海滨浴场有群聚“洗海澡”的盛况，男性只穿泳裤，女人加穿背心。除了艳羡，他还有一番不行思议的思辨—我国人体质与他们不同，所以不行如此。跳舞与洗澡尚有国情、体质不同之说，蒲安臣尽力刻画的那个“开通”的清廷，毕竟只能是稍纵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