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属于荐举性质的一种选拔人才方式。荐举制由来已久，《史记》一开篇就记载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尧帝年老，咨询四位辅政大臣（四岳）谁能继承他的帝位，四岳表示没有人可以当此大位。帝尧说：“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于是四岳“咸荐虞舜”。尧帝曰“可”，然后派了自己两个女儿和九个儿子随行虞舜左右，对他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考察，让他摄政八年，尧帝在舜帝摄政八年后死去，舜帝给尧帝守丧三年后登上帝位。
《论语》也记载了孔子关于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论述。冉雍为季氏宰臣，向孔子询问如何为政。孔子告诉他，要举荐贤才。冉雍再问：“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就是说，把你熟悉的人才全部提拔上来。那些你不熟悉的人才，自然有人会向你举荐。
秦汉以降，这种荐举人才的制度逐步完善，而且建立了以“经学、笺奏、试孝廉”等“经明行修”四项内容为客观标准的察举征辟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熟知的“举孝廉”。自古领导用人，其实只要两条：一要放心，二要省心。于是要求下属一有忠心，二有廉心。为了尽量降低试错成本，所以不能在一个人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再考察其是否忠诚廉洁，因此就得从起跑线开始抓起。这个起跑线就是家庭，其核心考察标准就是“孝”。因为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为由内而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起点放在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这是汉时人物观察的基础。
这个制度的设计理念源于春秋时期的杰出政治理论家孔子，孔子认为，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去就会尊敬领导。在家勤劳肯干，出去就会忠于职守。很少有在家忠孝廉悌而出去犯上作乱的。因此一个人首先要“修身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或曰，孝可以考察，那么廉怎么考察呢，他又没有官做。其实一个人廉洁与否跟是否出仕是两码事。廉主要要求的是一个人的道德操守，而非职业操守。
《世说新语 德行》篇记载了管宁和华歆的故事：管宁和华歆一起在菜园中锄草，忽然掘出一片金子。管宁一锄头就把这块金子锄走了，与除去瓦块石头没有区别。可是华歆却把这块金子拿起来看了看，然后才远远扔掉（捉而掷之）。两人又一起在一张席子上读书，门外忽有贵人的车队经过（有乘轩冕过门者），管宁读书如故，华歆废书出观。管宁遂割席分坐，说道：“你不是我的朋友”（子非吾友也）。时人由此看出管宁是个廉洁自律的人，而华歆心怀贪念，汲汲追求富贵。而国家也从他们日常的作为和人们的评价考核该人能不能用。
举孝廉的程序是这样的：一个基层孝廉，首先要乡里上报郡里。乡里有三个官：有轶，三老，游徼。大乡郡直接管辖，有轶为郡守安排，掌一乡人，也就是乡长。如果是小乡，县里置一蔷夫。三老掌管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禁盗，乡佐收税。郡守春天到各县调研视察，劝民农桑。秋冬派遣司法人员决疑审囚，以正国法。年终派人向州里汇报工作总结，并举孝廉。
孝廉比例为二十万举一人。黄仁宇先生分析过举孝廉的弊端：“这样的选举，无从全部公正无私。被举者也不是像代议政治下的议员那样参与政事，而是各授官职。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的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
这样一来，一个出身“乡里”的士人其政治生涯主要操纵在那些在乡里有“品鉴”威望的权威手里，“名定于横巷”。“由于士人们的道德水平不是可以用临时的测验就能评量的，而要有经常的观察，因此宗族乡党的批评成为选举上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凭借，失去这个环节，选举就无法进行”（唐长儒语）。因此宗族乡里成为士人权利的保障。那时的选人法皆“以土断定”“各由乡论”。
这种乡闾评议权往往掌握在本地大族出身、或者与本地大族有密切联系的名士手里，由少数人或一个人主持。每隔一个月，这样的评议会就会召开一次，称为“月旦评”。一个士人如果想在政治上获得地位便只有依附于若干主持清议的名士，如果能有幸获得优良评语，那么进可以入仕，退亦不失为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