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金人势如破竹的态势，高宗害怕了，甚至有了逃到福建等地的想法。在这个时候，陈康伯等主战派大臣以“敌国败盟天人共愤，今日之事有进无退”等慷慨激昂之词力劝高宗迎战。绍兴三十一年，张浚回归权力中枢。五月，御前会议中十一人有八人都是主战派。
在而后的宋金战争中，主战派大臣纷纷崭露头角，这其中就有虞允文。而在完颜亮亲率大军渡淮攻宋的战役中，虞允文临危受命毅然担负起抗金重任，最后也以金军败亡结束。高宗赞曰：
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
在这之后，陈康伯、陈俊卿、虞允文等人更是成为孝宗朝初期宰相，可见孝宗之雄心壮志。
隆兴年间(1163－1164年)隆兴年，在这段时期内，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有五任宰相（四人次，陈康伯两度拜相）。
孝宗在藩邸之时就已然表露出兴复之志，在绍兴末年的抗金之战中甚至请求挂帅出征。所以，一即位孝宗就计划着北伐。
然而，当年力主抗金的老臣早已凋亡过半，朝中上下竟没有几个称得上独当一面的“抗金猛将”。不过还好，张浚还在。在陈康伯等人的力荐下，张浚被任命为北伐的“首选将相”。
而正当孝宗“有了良将，只差开战”之时，另一个宰相站出来了。他是孝宗的老师史浩，为人很正直，积极支持平凡岳飞冤案，也提拔了许多主战派大臣。孝宗本以为，有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抗金名将，这套宰相班子应该是自己坚强的后盾，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史浩是个“顽固”的“主守派”，而张浚是个坚决的“主战派”，二人在政见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张浚“奏请上临幸建康，以动中原之心，用师淮堧，进舟山东，以为吴璘声援”，然而史浩却以“先为备御，是谓良规。傥听浅谋之士，兴不教之师，寇去则论赏以邀功，寇至则敛兵而循迹，谓之恢复得乎”与其针锋相对。
然而，这个时候的主战派占着绝对的上风，不仅因为此时孝宗颇具雄心，而且主战派的势力以及威望颇大，当然这和之前的金国南侵有联系。结果也不出意料，这场争论终以主战派的胜利告终。
而之后，陈康伯、陈俊卿、虞允文也为出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陈俊卿就是由张浚举荐与张栻(张浚之子)一同筹划军事，而陈康伯又极力推举张浚，并且极力拉拢北方的归降者。虞允文虽还未进权力中枢，但也在积极地为西线作战出谋划策。
然而，纵使主战派与孝宗一同雄心勃勃欲出兵北伐，他们还是注定会失败。原因有很多，比如时机不对，未分清双方形势，敌我双方实力差距，准备过于仓促，甚至是军队内部腐朽及上层指挥不当等等等等。
在“符离师溃”师溃后，孝宗顶不住朝中和战的压力，宣布罢张浚，改用“主和派”汤思退(其余皆为主守或是主战)为相。
孝宗的这一举动，也反应了他用人不当与少了股狠劲的缺点。比如说汤思退，这个人作为唯一的主和派宰相，不顾国内形势与金国情况一味求和。
在之后孝宗又被主战派说动(张浚回归，擢右相)，甚至准备御驾亲征时，汤思退不仅去找了高宗向孝宗施压，而且还派人怂恿金朝南侵好加速他的求和进度。前者(当然也有张浚等主战派大臣去世等原因)导致的结果是孝宗再次顶不住压力放弃北伐，后者又让他自食恶果。
当“金兵复至”时，孝宗又会悔恨当初没听虞允文的不割唐邓等地，因此震怒。孙思退也被问罪，不久“忧悸而死”。
乾道年间(1165－1173年)北伐失败了，但孝宗又怎会甘心失败？在所谓“权宜之计”让步金朝后，孝宗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恢复之计。
而在这个时候，主战派“宰相班子”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仍然是坚持抗金，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防守 。而“主和派”也开始出现变动，慢慢地往主守方向走。于是，主战与主和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主守派，代表人物就有陈康伯(三月即薨于位)与陈俊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