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前文也说了，失败后的孝宗是不可能主张防守的。于是，在乾道二年十二月，他又启用了主战派大臣叶颙为左相，而叶颙同时又举荐了王应辰、陈良翰等主战派大臣，孝宗也一一采纳之。而后宰相叶颙与魏杞又因才能不足，不能让孝宗满意，被其以“效祀冬雷”罢相。
乾道四年二月，蒋芾拜相。而“芾采众论，参己见，为筹边志上之。”其才能以及态度都能让孝宗满意。但意外又出现了，蒋芾丁母忧，而孝宗为保恢复令蒋芾迅速回归，然而芾却“拂上意”，因而被罢相。
蒋芾离开后，朝堂第二次(第一次为魏杞罢相后)出现了“无相状态”。这反应出孝宗此时的心境——无奈，他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才能与态度都让自己满意的宰相，可就是找不到。
乾道四年十月，这个人出现了——陈俊卿。陈俊卿之前就一直是坚定的主战派，在经历几年沉浮后，孝宗认为陈俊卿可以担当此大任。不过，陈俊卿此时已在往“主守”过渡。他不想主动宣战，却是个积极的防御者，所以才有选将练兵的建议。而且，陈俊卿还举荐了孝宗“二次北伐”(无)的灵魂人物——虞允文，称“其才堪相”。
乾道五年八月，虞允文拜相。而对于虞允文，孝宗可谓是寄予厚望。虞允文不光任右相还兼任枢密使以及国用使，集政权、军权、财权于一身。
乾道六年，虞允文向孝宗献计以“敌衰可图，建遣泛使往请陵寝。”什么意思？激怒金人，孝宗也好借此开战。可陈俊卿不同意，因此被罢相，此后一年余虞允文独相。
可以看出，孝宗此时算是把恢复中原之大计全部押在虞允文身上了。而后虞允文任四川宣抚使，孝宗告诉他:你先在四川考察好情况，朕要亲征！
虞允文是个谨慎的人，绝不敢贸然出兵，因此拒绝了孝宗屡屡开战的要求。然而，就在虞允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一个噩耗传来了——“出师未捷身先死”。
没了“支柱”，孝宗也只能“望北兴叹”，彻底丧失信心放弃北伐。
淳熙年间(1174－1189年)进入淳熙年，孝宗恢复之意仍未散去，纵使他再也没有为真正的北伐积极备战过。
刚开始(第一任为曾怀，主守)孝宗启用主战派叶衡为相，然而叶衡又因忤逆孝宗意，为谏官弹劾而罢。之后史浩拜相，却又因其主守与孝宗之意相悖，而被罢相。
需要注意的是，在叶衡与史浩之间有着长达两年多的“无相状态”，在此期间代行相权的是参政龚茂良。孝宗想干什么？寻找“恢复之臣”。终于，淳熙五年十一月，赵雄拜相而此后长达近三年的时间里为独相，孝宗恢复之意可想而知。
不过，当时的大环境已然转变，赵雄纵使不忘“二帝在沙漠”，“尝上疏论恢复计”，也无法改变现实——只能在言语上呐喊，而无法言行一致，所行事多为同主守派的防御之策。
淳熙八年八月，赵雄因被言“多私里党”罢相。此后王淮、梁克家、周必大等也皆只是偏于内政的主守派。此时，孝宗年老，恢复之意也慢慢消失，一心转到内政上去了。
主战派对军事的影响
孝宗一朝，宰相主要分为两派一是主战，二是主守，而且二者都有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
主战派领袖张浚与虞允文，为整顿南宋军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虞允文在军队实行的“裁汰之法”，减少了军队开支，精编了军队，同时也提高了战斗力。兵器予以改良，军纪也在张浚等人的监督下予以整肃。总的来说，主战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客观上壮大了宋朝的军队实力，虽未能北伐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金朝，也为外交打下了基础，这是积极的一面。
在隆兴北伐前，主守派皆出言反对北伐，对此史浩曾言:
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而侥幸，今不审思，将贻后悔。
而后他又列举出一些经济上的因素，以此辩驳。然而，在当时主战派的推进以及孝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还是开战了。其实，史浩所言不虚，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上看，以南宋当时的实力都不足以北伐成功。倘若主战派也能冷静一点，取主守派之精华，也不会落之以惨败或是二次北伐的破产(当然这是后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