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推行以削弱诸侯王力量为目的的“推恩令”，倚仗的就是地方诸侯王已经再也没有能力对抗中央朝廷，只能任由中央朝廷宰割，所以汉武帝这才敢有恃无恐的推行“推恩令”这个千古第一阳谋。
楚汉争霸，刘邦败项羽，吞西楚，于山东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北）之阳称帝，定国号为汉，是为汉高祖。
刘邦建大汉后，在总结前秦灭亡的教训之时，认为强秦之所以会亡，部分原因就因秦朝的皇族无权无势，继而赵高专权时，皇族无力钳制；各地起义军叛秦时，皇族无能为力，最终致使秦朝陷入孤立无援之势，直至灭亡。于是乎，为了让汉不重蹈秦之覆辙，刘邦建汉后，就大肆分封子嗣为诸侯王：长子刘肥为齐王、三子刘如意为赵王、四子刘恒为代王、五子刘恢为梁王、六子刘友为淮阳王、七子刘长为淮南王、八子刘建为燕王。
而为了让这些诸侯王有“镇抚四海，承卫天子”的实力，刘邦是给予这些诸侯王如同皇帝一般的权力，在他们自己的封国中，这些诸侯王不但拥有自行任免官员的权力，还拥有完全独立于中央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可自行招兵，可自行征税，可自行管理封国的百姓。
且最重要的是因当时刘邦的子嗣太少，但土地又多，所以每个诸侯王所分到的土地都特别大，比如齐王刘肥的齐国，它就拥有七十三座城池，疆土“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而当时“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彼时直属于中央朝廷的土地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等15郡，且这15郡还有部分是公主列侯的食邑，而其余地区全都归属于诸侯王。
由此，在汉初，西汉的政治环境就呈现出一种扭曲的态势，即中央弱，地方强。试想，当地方强于中央时，会发生什么？显而易见，强大的地方不愿再受弱小的中央的领导，为了夺取本属于中央的权力，地方就开始动用武力，希望借由武力来达到入驻中央的目的。如此，西汉初年，不可避免的就出现了“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的局面，那些强大的诸侯王为获得最高权力，纷纷起兵造反。而稍弱的诸侯王，虽不敢明着造反，但自恃自己实力强，中央不敢对自己干嘛，是干尽了违法乱纪，祸国殃民之事。
自刘邦去世后，中央朝廷就一直在与地方诸侯王明里暗里的较量着，中央想削弱诸侯，而诸侯则想占据中央，两者是互不相让，相互想置对方于死地。但是，作为天下名正言顺的统治机构，中央朝廷毕竟占据大义，他可以直接命令诸侯王干嘛，而诸侯王除非想造反，不然直接听从，至少也不能明目张胆的拒绝。因此，随着时间的逝去，中央朝廷的实力开始慢慢的超过地方诸侯王，逐渐对诸侯王有了致命的威胁。
而随着中央朝廷的实力逐渐跃居地方诸侯王之上，渐渐感到威胁的诸侯王，为了不被中央朝廷所吞并，他们也就开始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抗。最终这种反抗，在汉景帝时期达到顶点。景帝三年（前154），汉景帝采纳大夫晁错的建议，对地方诸侯王采取强硬的削藩之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此时，地方诸侯王见中央朝廷居然这么明目张胆的要置他们于死地，如若他们还无动于衷，最终灭亡的只会是他们。
于是，他们不再忍让。
正月，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等诸侯王起兵造反，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是自刘邦以来，西汉所面临的波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牵扯刘姓诸侯王最多的一次诸侯王叛乱，为平定这次叛乱，西汉中央朝廷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库几乎被掏空，地方经济受损严重，非数年不能恢复。当然，中央朝廷损失虽惨重，但得到的回报却更加丰厚，经此一役，吴、楚、齐、赵等西汉地方最强大的诸侯，皆被西汉击败，再无力对抗中央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