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古人的主要上升通道，科名中又有“黄金屋”和“颜如玉”，因此无数士子竞相角逐。从隋唐始，科举就是一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比赛，各种作弊现象屡禁不止。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科举史就是一部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史。
科举制发展到明代，因入仕必经科举的人才铨选政策影响，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一股“科举热”的趋势，明朝人记载：
“近时奔竞最甚，无如铨选、考试两端。——《寒夜录》”
士子一旦金榜题名，就能迅速提高社会地位，获得许多利益。考生为了及第就会百般钻营，舞弊手法花样百出，舞弊事件层出不穷，给明代科举制造成极大的破坏。
明代科举舞弊的特点与手法
普遍化、多样化、复杂化
明代科举考试中的舞弊行为，不仅存在于普通官员与考生之中，也存在于上层朝廷大员之间。在舞弊手法上呈现多样化与复杂化的趋势，既有考场内舞弊，也有场外营私。
大多情况下，科举舞弊是考生与考官里应外合的共同行为，也有少数考生是单方面的舞弊，但没有考官配合其舞弊是很难奏效的，因此，明代考官利用职权进行舞弊就成了明代科举舞弊中的显著特点。
利用各种渠道和方法打通关键人物而在考场内外进行舞弊活动。这种舞弊方式早在隋唐科举中就存在，到了明代则愈演愈烈，所谓：“贵者既已势威，富者必以利要。”
隋唐时的“通关”仅发生在乡试、会试，到了明代，连初入地方的府、州、县学的童生试也开始盛行，时人记载：
“督学试士已不免竿牍纷沓，若郡邑之试，请嘱公然，更不复略为讳忌。——《寒夜录》”
更过分的是，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借请托“通关”而博取功名，历史记载：
“倪进贤，婺源人，素不读书，以房术进万安。安大喜，适成化戊戌科，安嘱考官刘吉、彭华取之，遂登进士，选庶吉士。后安以房术进上，上曰：止岂大臣所为耶！——《制义科琐记》”
由于宋以后的科场条例日益完善，朝廷对科举试卷实行弥封和誊录制度，因此，以“通关”而由考官直接按照姓名录取的方式行不通了，甚至连考生字迹也无法辨别。于是，便在请托“通关”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明代科举中的所谓“关节”。
“关节”，即考生与考官约定，在试卷中某一处使用某一个字，或在试卷中连续使用几个不同的词语，或在试卷上做特定的符号。比如天启元年，钱谦益任浙江乡试主考官，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为关节，录取钱千秋。
利用关节而博取功名的风气造成了“吴节只知通贿赂，贤孙全不晓文章”的后果。科举考官也利用关节的机会，大肆收敛钱财，史载：
“弘治十二年会试，大学士李东阳、少詹事程敏政为考官。给事中华昶劾敏政鬻题与举人唐寅、徐泰，乃命东阳独阅文字。——《明史》”
唐寅是明代的江南著名才子，连他都参与，可见当时科场关节的风气之盛。
科举考官在考试过程中，一方面借机敛财，另一方面也会碍于人情世故而接受请托，甚至出现考官亲自充当枪手的案例：
“正统二年，考试明经儒士，兵科给事中金昭伯，擅入午门，欲代所亲为文……未几，给事中吴绘又犯此禁……近日有举人代考者，正无足怪也。——《代笔》”
考官不顾科场条例，只因亲旧关系需要照应，一旦亲友中第，在官场上就能结成同党，博取更大的利益。主考官与同考官为了照顾朝廷重臣子弟，也会联手作弊。
在明朝，科举中的冒籍代考现象也十分普遍。
明代，各地之间乡试、会试的录取名率不一样。因此，许多考生就会利用关系更改考籍，到录取率高的地方参加考试，即便在府州县的入学考试中也有此情形。朝廷三令五申不许冒籍考试，但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