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在一年后出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奥威尔不无痛心地写道：战斗结束，气氛却变得更加沉重紧张。
人们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在保留不同意见的前提下跟与你政治立场相左的人举杯共饮。打倒法西斯、反对佛朗哥，也不是求同存异的理由，共和派的统一战线名存实亡，西班牙共产党的号令被定于一尊。秘密警察开始登记、追查、逮捕“暴乱”的策划者、参与者和“纳粹派遣的间谍”，收网有条不紊。
当然，奥威尔在局势明朗前就离开了巴塞罗那。5月10日，他重回韦斯卡前线。与这位“托派分子”兼“革命叛徒”并肩作战的，就有西班牙共产党的战士。前线是另一个世界，战壕里的士兵无暇顾及也无心过问战壕后方哪怕一千米发生了些什么。
稍显遗憾，令人心醉的袍泽之谊仅维系了10天，5月20日奥威尔中弹受伤。
6月20日，他再度回到巴塞罗那，马统工党已成非法组织。当天，他的比利时籍战友乔治·柯普被秘密警察逮捕；次日，传来了马统工党领袖安德烈斯·宁被处决的消息，行刑者是苏联内务部人员……
西班牙再也容不下奥威尔了，更确切地说，奥威尔再也无法忍受西班牙所发生的一切了。在这个被理想火焰点燃的遥远国度，高个子英国佬不慎窥视到了光芒下的阴影。诚然，他来的时候也如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他涉足的地区也仅限于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甚至没能前往战斗激烈得多的马德里。但拥有敏锐直觉的他，还是从西班牙内战的一个局部洞悉了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譬如根植于人性的残暴和虚伪。人性中固有的缺陷，均匀散布于内战的对立双方、各条战壕。无论是佛朗哥派还是共和派，都有可能失手将内心之恶放出囚笼。有时，天真和单纯是可笑的，因为善意也会铺就通往地狱的路。有时，理想主义以及与之伴生的各种高蹈话语，会让人失重、叫人沮丧。奥威尔预见到了某种观念或者立场膨胀到极致的可怕后果，那种专横独断、排斥异己、不择手段，已与极权主义无异，它终将反噬个人自由。
逃离西班牙的奥威尔，也逃离了从头至尾都充斥着的谎言和荒唐。此时的他，已经是人们熟悉的、日后写下《动物庄园》和《1984》的奥威尔，一个因满嘴政治学怪话而令人着迷的作家。
二、战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
如果罗伯特·卡帕第一次西班牙之行推迟几个月，他有可能拍下奥威尔中弹的瞬间。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战场照片《倒下的士兵》，可能会换一个主角。上述假设并非异想天开，这个历史巧合几乎完成了99%。奥威尔真想上战场，卡帕真想拍战场。卡帕第一次来到西班牙，赶赴的第一个战场就是韦斯卡，拍摄的部队正是奥威尔后来加盟的列宁师。
不过，卡帕还是去早了，1936年8月底。那时，离奥威尔来到西班牙还有四个月，离奥威尔在韦斯卡前线中弹还有九个月。
与后来奥威尔的观感类似，韦斯卡前线在卡帕看来不值得浪费胶卷，想必也不值得浪费时间。没待几天，卡帕便带着女友格尔达·塔罗前往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在科尔多瓦，好运撞上了这个23岁的、籍籍无名的匈牙利小子。哦，他原名叫安德鲁·弗里德曼，他那红发的波希米亚风格的女友原名叫格尔达·波霍里耶。“卡帕”是女友塔罗为了照片营销而杜撰的，女孩为何改名“塔罗”？因为波霍里耶几乎无法发音。一对犹太小恋人，在巴黎玩的小花絮。
回到战场，有真正战斗和死亡的地方。1936年9月5日，科尔多瓦。那天下午，卡帕跟拍一队共和派民兵。在穆里亚诺山一处没有掩护的坡地，民兵被佛朗哥叛军的一挺机枪封住了道路。民兵连续三次试图突破机枪的封锁，都被像割草一样撂倒在地。当民兵第四次发起冲锋，躲在战壕里的卡帕将他的相机举过头顶，他甚至没有朝外看，就胡乱按下了快门。未曾想，镜头和子弹在同一瞬间捕捉到了一位正冲出战壕的士兵。不幸的主人公叫费德里科·波莱尔·加西亚，头部中弹，战地死亡的百分比追上了他，生命定格在24岁。
这张照片18天后首发于《看到了》杂志，照片标题是《倒下的士兵》，摄影师署名：卡帕。《倒下的士兵》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宣示了摄影是一门勇气高于技巧的艺术。对于摄影师来说，拍什么比怎么拍重要。卡帕深谙此道，所以他成了摆弄莱卡的但丁和米开朗琪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