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清圣祖康熙爱新觉罗·玄烨的肖像，带有鲜明的康熙朝宫廷肖像画风，反映了康熙的肖像艺术功能观和审美趣味。
康熙即位之初，代表满洲保守派统治集团利益的孝庄太皇太后与四辅臣握有清廷实权，他们对满人汉化现象十分警惕，在他们的深刻影响下，年幼的康熙登基后即表示:“朕兹于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遗命。”遂决定恢复满洲旧有的典章制度。在巩固满族文化地位的政策影响下，康熙幼年时接受了严格的满族文化教育，主要学习满语满文和骑射技巧，这使他牢固树立了满族文化意识。
为了突出满族文化身份，康熙在肖像中始终以满族衣冠形象示人，这与在肖像中动辄将自己与后妃福晋装扮成汉人的雍正与乾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康熙三年，清军肃清了南明残余势力和地方农民政权，大规模的统一战争至此告一段落。作为守成之君，康熙并没有像明宣宗、宪宗那样乐衷于赞助行乐图，却下令绘制了不少带有教化作用的御容像，这与康熙早年的处境有密切关系。
康熙从登基到亲政时，台湾郑氏集团尚未归附，沙俄不断蚕食北方边境，南方三个强大的汉族藩王势力成为清廷的心腹之患;关系国计民生的河务、漕运尚待整顿，但由于辅政大臣把持朝政，玄烨亲政之初还不时受制于权臣鳌拜等人。可见，康熙早年既无太平盛世可享，也无法像权柄在握的清代先那样建功立业，不论行乐图或功绩图都不适合表现他的境遇。
康熙青年时代的四幅御容像中，有三幅表现了他习武、作字等生活状态，即《康熙佩刀像》《康熙戎装像》和《康熙便服写字像》;另一幅朝服像中的康熙亦佩戴扳指，展现了满人尚骑射的文化习俗。这些御容像既反映了康熙从登基到执政后政策的转向，又呼应了康熙十年上谕中对皇族的要求，体现了康熙政治思想变化的轨迹。作为宣传工具的绘画能够寓教于乐，比生硬的说教更易于让人接受，可能是康熙敕绘上述御容像的原因。这些肖像画将康熙塑造成并重满汉文化的君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满人对学习汉文化的疑虑，教化满洲王公臣僚的意味甚浓。
在康熙朝中后期，康熙仍不忘教导满洲贵族学习文化，并下令图绘了不少表现自己阅读活动的肖像，如绘中年康熙的《康熙读书像轴》、油画《康熙读书像屏》、绘晚年康熙的《康熙读书像》等。康熙将皇肖像与人物故事画的教化功能结合在一起，自己直接充当宣教者，意在牢牢掌握宫廷文化话语权，增强满族的文化向心力，不仅教育了臣僚，还起到了教化子孙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康熙的继任者雍正为例，他在青年时期就赞助绘制了《胤禛朗吟阁读书像》《胤禛读书像》等表现其阅读活动的肖像，登基后又下令绘制了《雍正读书像》等作品。此后直到光绪朝为止，历任清都曾命人为自己绘制读书写字像，形成了一项宫廷肖像艺术传统，重视文教也成为清们的共识。由此可以确定，康熙早期的肖像艺术观念中包含了“寓教于肖像”的思想，具有教化意义的肖像艺术为康熙立言立德、奠定新政舆论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