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烟草史：明清时期烟草被看作是一种中药
1752年邗江吟社的词人厉鹗在他挚爱的城市杭州去世，他在生前热情地推崇烟草。虽然厉鹗确切的死因不明，但他曾在去世的前一年悲伤地提到，尽管他依然嗜烟如命，但因为身患肺疾而不能再吸烟了。厉鹗去世时的诊治医生不会用癌症、肺气肿或现在与烟草联系在一起的其他疾病来解释他的病痛。相反，厉鹗的医生观察到，由于多年来烟草的辛辣和火气造成的不良损耗，他的肺脏受到了致命的损害，以致维持生命所需的元气已经耗尽。从“天人合一医学”的宇宙论框架内部来看，经典中医的主流将做出以下诊断，即厉鹗的病因不是他偶尔抽一两袋烟，而是他在一生中抽的烟太多。厉鹗自称嗜烟如命，从年轻时就开始吸烟。在明清书籍市场上可以买到无数“养生”“食疗”和“本草”的著作，如果他听从这些书所提供的建议，他很可能活到60岁以上。此类著作虽然不要求读者戒绝烟草等“有毒”物质，但通常敦促他们尽量节制消费。
中医在17世纪初已经意识到烟草会伤害身体。事实上，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记述烟草的人一直在收录关于其潜在危害的警告以及将之作为药物使用的建议。在欧洲，从对烟草大体正面的医学评价到后来负面的评价经历了非常缓慢的转变，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在中国，通常同一个医生对烟草会同时持有两种看法。到20世纪初，大量医学文本依然将“烟草”列为一种可以被用于治疗某些疾病的药物，但同样的文本一般也会告诫不要过度使用。虽然我们意识到明清时期的医生从一开始就了解烟草的有害影响，但仍需要解释为什么大多数收录烟草的本草目录将之构建成对健康既有益又有害。只有当我们密切关注烟草进入中国医学文献的具体历史背景时，帝国晚期关于烟草对人体利弊的细微诠释才会充分显现。
烟草传入中国时，许多儒医都对新药物和新疗法抱有开放的态度。来自城市化的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医生尤其如此，那里既是明帝国文化和经济的中心，也是当时大多数最有影响力的中医学者的家乡。许多江南医生认为他们在一个全新的疾病环境中行医，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或许是对的。伴随着正在进行的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变化——经济的商业化、加剧的城市化，以及跨区域和海外贸易的扩大，地理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可能使传染病比以往传播得更广、更快。事实上，在16世纪80年代和17世纪40年代，一系列严重的传染病袭击了江南许多地区。特别是在1640至1644年传染病爆发时期，医生对病人的治疗毫无效果。此外，梅毒通常被认为是16世纪中国人不熟悉的一种疾病，它无情的传播导致一些人推断，权威文本（经方）不再能充分阐述当时的医学问题，该权威文本源自汉代，通过宋代皇家医学出版物传承，后经金元学者修订。因此，晚明医学文化的特点在于百家争鸣的医学思想学派具有罕见的多样性，至少其中有些学派推动了利用新的本草药物和替代性治疗方法进行的尝试，包括从国外引进的药物与疗法。吸烟是一种创新疗法，通过将之类比于其他可摄入物的方式而为人熟知。“温补”学派是天人合一医学的一个独特分支，受其影响的中医满腔热忱地将烟草采纳为一种药物。这股思潮在许多晚明时期的江南儒医中颇有影响，但远未成为主流。那些遵循其他传统的人，特别是那些信奉“养阴”学派的人，批评烟草的使用，将之视为一种完全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烈性物质。即便对于那些喜欢使用温补药物的医生而言，只有在对特殊体质的人患有的特定类型的疾病进行短期治疗时，灼热而辛辣的烟气才被视为有益的。
过度使用烟草的危害由17世纪的作者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并在18世纪通过全国畅销的大众医学手册得以广泛传播。但许多中国人依然吸烟。关于吸烟的长期负面影响的忠告变得越来越温和，这不仅是因为医学文本中穿插了另一种建议，而且因为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各种各样在消费者眼中具有独特药效的烟草产品。商家鼓吹他们特定的产品对健康的好处，甚至开发新的产品来卖。到18世纪中叶，尽管一直有医生警告吸烟有害健康，但想象中中国各种烟草产品的各种健康功效使个体吸烟者相信，他们在摄入的物质即使不对他人的健康有益，也对他们自己的健康有益。因为每种体质都有一种适合的烟草，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吸烟。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