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器具改进
阜阳发现的隋唐墓葬较多，阜城新世纪广场唐墓、四方井唐墓、西郊灌渠隋唐墓、大黄庄窑厂唐墓及颍上蔡庄唐墓、界首舒庄唐墓，都是规模较大的隋唐墓群。上述墓葬出土有大量的瓷器酒具。其中，以瓷坛、瓮、黄釉盘口壶、青瓷盘口壶、白釉执壶、黄釉执壶、高足杯、盏为主。唐代作为酒器的执壶，称作“注子”。早期执壶侈口，短流，溜肩、鼓腹，平底，弧形执柄位于与流口相对的一侧。晚期执壶壶口喇叭状，壶体渐瘦长，重心上移。执壶多与下方注碗、大口钵配套使用，便于温酒加热。隋唐青釉、黄釉盘口瓷酒壶，寿州窑、萧窑产品铸工粗糙、胎体厚重，长沙窑、邢窑、越窑产品制作精整考究，反映出南北窑系酒具的差异。
北宋“风花雪月”铭瓷酒壶
在阜阳隋唐、五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大敞口、浅弧腹、圈足矮小的瓷盏，是当时流行的饮酒具。还有一类浅腹小矮圈足碗酒具，高足杯、直筒杯、带柄小杯等酒具则出现不多。寿州窑、萧窑大黄釉瓷壶、瓷罈，主要用作储酒。
阜阳隋唐酒器的形制与功能，较前代有明显变化。唐以前饮酒，流行以樽（鐏）、勺置酒，即先将酒盛满大酒樽，宴饮时，用勺把酒从樽中取出来倒入酒杯或酒盏中，谓之“挹取”“挹注”。这种流播千年之久的传统取酒饮用法，在以勺取酒转移的过程中，常会出现少量酒体滴洒、外溢现象，即便是训练有素的侍者也要小心翼翼，确保整个挹注流程少出差错。为克服上述弊端，人们在实践中不断改进酒具与取酒之法，如，唐代将传统盛酒的直筒状大酒樽，改成大口盆状三足樽等。执壶（注子）的出现与流行，彻底解决了传统樽勺置酒的弊端，是饮酒技术与酒文化的一大发展进步。
盛酒逐渐标准化
阜阳发现的宋金酒器尤多，其中以陶瓷类器群最丰富。阜城蓝天商业街宋墓群、军分区宋金古井群、新世纪广场宋金墓地、古商城宋金墓地、西郊宋金墓地，均出土有一批酒器。这些瓷酒器形制，以执壶、注碗、深腹钵、盏、经瓶为主，其中，经瓶出土数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临泉、太和、颍上、界首近十年来也从宋金墓葬中清理出一大批硬陶经瓶。
宋金时期阜阳的经瓶，是一类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设计奇巧实用的盛酒器，此类器的大量出现与流播，与宋金时期实行酒的标准化瓶装制度有关。唐以前的酒产品，没有形成特殊的酒包装，人们使用的专用盛酒器，形制、容量大小有较大的随意性。北宋时期，成品酒的盛装开始普遍采用容积规格较统一的标准化“瓶装”措施，每一类瓶酒的容积相等，大致在一升至三升之间确定一个标准。如此，酒的使用有了比较精确的量化单位，需要生产大量的容积符合标准的酒瓶。宋金时期称成品酒为“瓶酒”，有“大瓶”“小瓶”“银瓶”“经瓶”等称呼。其中，“经瓶”是一种形体修长的盛酒器，袁文《瓮牖闲评》：“晋安人以瓦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经，则知经瓶者，当用此经字也。”经瓶名中的“经”有“吊、悬吊”的含义，古谓人上吊自杀曰“自经”，这里特指用绳子系于酒器的颈部以作提携使用。经瓶体态修长，颈短而细，口部外卷，厚唇。这种形制设计，便于运输时以绳子系结颈部，外卷的唇可以防止绳套脱出，使用时既便于手提、也便于倾倒液体时用手部虎口部位把控瓶颈，进而控制倒酒的速度与流量。
金代黑釉刻花酒瓶
北宋以瓶为单位售卖成品酒，其中“银瓶”专用作盛装高档优质酒，《东京梦华录》记载“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吴芾《和许守游春》：“花边笑索银瓶酒，知是谁家白面郎。”当时颍州酒业发达，据《酒名记》《武林旧事》记载，颍州进贡朝廷的御用品名酒有“凤曲”“银条”。“银条”酒，即以酒器的名称与形制特征命名，“银”指银瓶酒器、“条”指此银瓶形构呈修长的条状，是以“银瓶”之名指代此类优质贡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