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集团被铲除之后，审食其因为与吕太后的关系太过密切，被免去了再次担任的丞相的职务。文帝即位后，审食其处于居家赋闲状态。他完全没有料到淮南王刘长对他恨之入骨，更没有料到这位皇帝的亲弟弟会自己动手取他的性命。史称“有材力，力能扛鼎”的刘长，确实有勇力，也有杀人的胆略。他以拜访的名义，前往辟阳侯府上。辟阳侯审食其未曾料到有诈，就出来见他。不料刘长袍袖中暗藏了一个大铁椎，在见面之时，刘长突然从袖中挥出铁椎，直击辟阳侯，将他打倒在地。随即刘长下令随从魏敬斩下审食其的首级。刘长在杀死审食其之后，摆出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样子，急驰到皇宫阙下，肉袒向皇帝谢罪，借此说出自己杀死审食其的三个理由：“我的母亲当年不该受赵王谋反之事的牵连，那个时候辟阳侯是有能力影响吕后的，但是他不据理力争，其罪一也。赵王如意母子两人无罪，吕太后却杀了他们，辟阳侯不出面力争加以保护，其罪二也。吕太后分封诸吕为王，有图谋危害刘氏社稷的危险，辟阳侯不加以力争劝阻，其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杀贼臣辟阳侯，给我的母亲报仇，谨伏阙下请罪！”刘长此说，名义上是向皇帝“谢罪”，实际上把自己定位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好汉，不论是从“私义”还是从“公德”方面，刘长都在展示“正义在我”的慷慨气质。文帝得知淮南王刘长杀死朝廷大臣，很感为难。按照汉朝的法度，刘长擅自杀人，必定要受到严惩；但是，文帝很理解刘长给母亲复仇的心志，也考虑到刘长是自己的弟弟，不忍心将他逮捕治罪，就下诏特赦了刘长。文帝的处置方式，本来带有“法外施恩”的性质，但是，被“宠坏”了的刘长并没有反思和自我约束的自觉，反而变本加厉。在当时，薄太后及太子和朝廷诸大臣都对这位骄横不法的淮南王心存忌惮。刘长返回自己的封国之后，“ 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刘长在自己的封国内，居然不用汉家朝廷的法律，出入擅用皇帝的警卫规格，甚至使用皇帝专用的文书称谓，僭越使用天子礼仪。藩王如此行事，这在皇帝制度之下，已经属于严重的政治犯罪。刘长还多次上书朝廷，用语多有桀骜不驯之处，汉文帝对于刘长的违规和僭越行为，当然心中不快，但是，他不愿意亲自出面来重责这位皇弟，也许是为了给刘长保留一份尊严吧。于是，文帝指令时任将军的薄昭给刘长写信，加以规谏。薄昭在文帝继位过程中，多方联络，是有大功的“代来之臣”，又有帝舅之亲，当时在朝廷之上地位尊贵，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薄昭的这封规谏信，是奉旨而写，用词引典都非常用心，剖析利害，直击关键。薄昭历数皇帝对刘长的特意照顾，包括法外开恩，希望刘长感念皇恩，“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贡职，以称皇帝之厚德，今乃轻言恣行，以负谤于天下，甚非计也”。随即严词指出刘长犯有八大失误，都是“危亡之路”。又引用周初管叔、蔡叔的教训，以及春秋到秦朝时期贵族子弟被国君所杀的历史典故，下及本朝的代王刘仲、济北王刘兴居被废被杀的实例，苦口婆心地请刘长引以为戒。他还建议刘长要给皇帝上书谢罪，薄昭甚至于代拟了几句谢罪的奏文：“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吕氏之世，未尝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骄盈，行多不轨。追念罪过，恐惧，伏地待诛不敢起。”（《汉书·淮南王传》）如此一封用心良苦的规谏信，淮南王刘长却根本听不进去，他反而对朝廷心生怨恨。
到了文帝六年（前174），一件扑朔迷离的淮南王刘长“谋反案”突然出现了。史载：刘长“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輂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从行文风格来看，这段“定罪文字”应该来自事后朝廷的审案记录，表面上看来“谋反”的图谋，有内外呼应的布局，而且人证、物证俱全，似乎“谋反”定案毋庸置疑；但是，其中的疑窦却有不少：共同谋反的将军柴奇，是棘蒲侯柴武的太子，而柴武本人是前不久率军平定济北王刘兴居叛乱的核心人物，应该是文帝很倚重的重臣，没有特殊的缘由，柴武的儿子怎么突然会参与到刘长反对文帝的叛乱之中？刘长的部属70 人与柴奇的军队公开起兵谋反了，兵力却仅仅是“輂车四十乘”，藩王叛乱动用的兵力规模居然如此之少，如同儿戏一般。叛乱已经形成事实了，叛乱的首要人物刘长不在军营之内指挥，却在自己的封地之内安然度日，尤其是在接到朝廷的使者传召之后，他就乖乖地到长安报到和接受审判了。如此“叛首”， 是否有点智商太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