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600周年之际的特展“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已于10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落幕，但关于苏轼的话题与研究仍在继续。
苏轼身后，其书风在南宋初年及北地的金朝皆有极大的影响，追随者众多。但元代、明初则不在书坛主流。直到明代中期，苏州一地艺文复兴，以徐有贞、李应祯、沈周、吴宽等为先驱的吴门书派，意欲打破明初以来台阁体的笼罩，力图创造出具有个性的书风新貌，于是对“尚意”的宋四家法书著力学习，籍此开拓出一片天地：吴门各家采用的方法不同，在形貌上最似东坡的是吴宽；祝允明有一段临苏轼帖，被清人评为“即作真苏迹观可也！”更有意思的是，文徵明父子善写苏体的例证，是他们为自家所藏苏轼书《赤壁赋》补书。
苏轼像
故宫“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于10月30日结束苏轼位列宋四家之首，其书法作为一种经典在后世的传播以明代中期的吴门为重镇。吴门是苏州的别称，明代中期在苏州崛起的书法及绘画流派皆以吴门命名。
苏轼身后，其书风在南宋初年及北地的金朝皆有极大的影响，追随者众多。但元代、明初则不在书坛主流。直到明代中期，苏州一地艺文复兴，以徐有贞、李应祯、沈周、吴宽等为先驱的吴门书派，意欲打破明初以来台阁体的笼罩，力图创造出具有个性的书风新貌，于是对“尚意”的宋四家法书著力学习，籍此开拓出一片天地。随后，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王宠等继起，也都在苏、黄、米、蔡四家的书作中淘取养料，并能幻化出自家面貌，从而将吴门书派打造成具有丰富个性趣味的风格流派。明初，书坛为松江人沈度、沈粲兄弟所创之台阁体笼罩近百年之久，其书风特点为整饬工稳，姿态婉丽，因迎合帝王的喜好而不敢有个性的抒发，因而气息近俗。但此风影响深远而广大，上至阁僚大臣，下至科考举子皆仿效之。
正统、景泰间苏州人在朝为官者：徐有贞、刘珏、李应祯等，起初也都写的一手台阁体。但渐渐地，他们不满足于这种规矩而缺乏个性的书写，意欲冲破台阁体书风的笼罩。而苏州人冲破的抓手正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尚意书风。苏东坡的文采风流，及其豁达面对坎坷挫折的人生观，使其成为后代文人崇敬的偶像。他在书法上提出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亦可称作北宋“尚意”书风的宣言。所谓意造，就是指书写者遵从自己的意念、感受，不拘于法度束缚，自由地抒发个性。崇尚意趣与崇尚法度往往是相对的，过于拘于法度必然妨碍意趣的畅快表达，这两者在艺术作品中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苏轼说，我的书法本来就是随意为之，不受法度约束的。点画都是信手而为，不耐烦去推敲。在台阁体书风统治了百年的明代书坛，正需要重新唤起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吹来自在创造的新风。
苏轼《行书题王诜诗帖页》，纸本，行书
苏轼，《春中帖》页，宋，纸本行书，纵28.2厘米，横43.1厘米
苏轼，《治平帖》卷而在没有照相印刷术和公共展览机制的明代，要学好苏体，不见真迹是断断不行的。作为江南的书画鉴藏中心，当时正有相当数量的苏轼书迹在吴门流传。也正是因为如此，吴门书家才有机缘通过学习苏轼书法以寻求创作上的突破。
当时在吴门流传的苏轼书迹有：《楚颂帖》在李应祯家，《与晋卿、定国二帖》在沈周家，《宝绘堂记》、《醉翁操》在吴宽家，《天际乌云帖》在史鉴家，《兴龙节侍燕诗》在王延喆家，《前赤壁赋》先在陆完家，后在文徵明家，《治平帖》在张秉道家。还有相当数量的苏轼信札在吴门流传。不仅如此，作为书画鉴藏中心，周边地区的苏轼书迹也会流转到苏州，求吴门具眼们鉴定、题跋。作为当时鉴定巨眼的文徵明就有幸过目了远远超过其收藏的苏轼书迹。从文徵明留存下来的题跋可知，他曾过眼的苏轼书迹有：《御书颂》、《真行小字方干诗卷》、苏轼五帖（《与郭君廷评者》、《与忠玉提刑二帖》、《歙砚帖》、《食蠔帖》，江阴朱承爵藏）、《兴龙节侍燕诗》、《治平帖》、《乞居常州奏状》（梁溪华氏藏）、《小字前后赤壁赋》（锡山华氏藏）、《楚颂帖》、《天际乌云帖》、《东坡学士院批答五道》（李仁甫藏）等等。那么依此类推，其他具眼如沈周、吴宽、李应祯等也会在苏州、南京、乃至北京目见过更多苏轼书迹，这是情理之中的。